學達書庫 > 張恨水 > 寫作生涯回憶 | 上頁 下頁
生活材料


  在抗戰期間,大後方的文藝,也免不了一套抗戰八股。這個問題,曾引起幾次論戰。當然,在抗戰期間,一切是要求打敗日本,文藝不應當離開抗戰,這是對的。不過老是那一個公式,就很難引起人民的共鳴。文藝不一定要喊著打敗日本,那些間接有助於勝利的問題,那些直接間接有害於抗戰的表現,我們都應當說出來。當年大後方時常喊著「諱疾忌醫」的這句成語,因此有些從事文藝工作的人,就不注重公式的抗戰文藝了。

  我向來看得我自己很渺小,沒有把自己的作品看著能發生多大的作用。嚴格地說,不但是我,一切從事文藝的人,應該有這個感想。從國民黨執政以來,壓根就沒有重視過文藝,至多,錄用幾個御用的政論家,就算沒有忽視文藝,一直到最近,他們的這個作風沒有改。所以這二十多年來,文藝家為生活所苦,為思想束縛所苦,沒有法子產生偉大的作品。像我這樣車載斗量的文人,自是寫不出有分量的東西。我也就變了那公式的文章寫法,在此期間,除了和《旅行雜誌》,寫了一篇無關痛癢的《蜀道難》而外,我另辟了一條路線去找材料。計在《新民報》發表的,有一篇極長的《牛馬走》和一篇二十多萬字的《第二條路》(後在上海出版,改名《傲霜花》),還有一篇二十多萬字的《偶像》。接著《蜀道難》,給《旅行雜誌》寫了《負販列傳》(後來改名為《丹風街》)。這裏所寫的人物,都是趨重於生活問題的,尤其《牛馬走》《第二條路》和《負販列傳》。

  抗戰是全中國人謀求生存,但求每日的日子怎樣渡過,這又是前後方的人民所迫切感受的生活問題。沒有眼前的生活,也就難於爭取永久的生存了。有這麼一個意識,所以我的小說是靠這邊寫。可是,當年在大後方的報紙雜誌受檢查,而書籍也是受檢查的。我既靠寫作為生,我決不能寫好了東西而「登不出來」(當年《新華日報》被檢的文字,以此四字作聲明)。所以我雖然要寫人民生活,只是在寫作技術上兜圈子,並不能做什麼有力的表現。

  在三五年(一九四六年)間,我例外地寫了一篇純軍事的小說,那就是《虎賁萬歲》。我說過,對軍事是百分之二百的外行,怎麼寫軍事小說呢?在《虎賁》序文上,我交代得很清楚。乃是在常德作戰的殘餘官長,有兩個參謀,他要求我寫的。他們無條件地借給了許多作戰文件我看。同時,這兩個參謀,並不斷地到我茅居裏來現身說法。這個要求,幾乎有一年之久,我為他們的誠意所感動,就寫了這篇小說,而直到抗戰勝利以後才完卷。至於他們何以要這樣做?他們說是對那戰死的一師人,聊盡後死者的責任。我相信,這不是假話,因為他們並無所得,也無所求。我寫戰地裏的一個伙夫,都是真姓名,而這兩位參謀的姓名,為了避嫌,卻不在其列,這是可以證明他們的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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