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生涯回憶到北京去_張恨水

到北京去

　　到了北京，王夫三引我去見秦墨曬，這位老記者如今還健在。他先是給《時事新報》發電報，後來又當《申報》記者。秦表示很歡迎我，要我每天發四條新聞稿子，新聞來源他們那裏有，決定每月給我十元月薪，如果稿子多，還可以外加。王夫三替我表示，我來北方是為了學習，目的不在錢。秦說：那就很好。於是先借我一個月的工資，我趕快寄還給蕪湖那位借給我錢的桂家老伯。

　　我住在會館裏，每月房飯也要十多元，一切不用自己操心，自己可以用功，我這時努力讀的是一本《詞學全書》。每日從秦墨曬家回來，就攤開書這麼一念，高起興來，也照了詞譜慢慢地填上一闋。我明知無用，但也學著玩。我的小說裏也有時寫到會館生活和人物，也寫點詩詞，自然與這段生活有關了。

　　一天我在交過房、飯費後，只剩下一元現大洋了，這一塊錢怎麼花呢？恰巧這時梅蘭芳、楊小樓、余叔岩三個人聯合上演，這當然是好戲，我花去了身上最後一塊現大洋去飽了一下眼福耳福。有一個朋友方竟舟以前也在安徽報館工作過，彼此熟識，一天他對我說：「你口袋裏的錢已經不響了，大概缺錢用了吧？有個朋友成舍我在《益世報》做事，想找一個人打下手，你去不去？」我好在下午和晚上沒有事，很願意兼個差事，就答應了。經他介紹我就認識了成舍我，成又給我介紹了經理杜竹萱。《益世報》是天主教辦的報紙，所以杜說，在新聞和評論方面只要不違背天主教就行，此外隨便說什麼都可以。至於我的工資，規定是三十元一個月。

　　《益世報》當時在新華街南口，除了總編輯成舍我外，有吳范寰、盛世弼、管窺天和我幾個編輯，還有兩個校對，另有主筆一人，每天做一篇社論。社址有三進房屋，前面一排是營業所，有兩個人收廣告管財務。中進是排字房，有二十幾位工人，還有兩架平版機和一架小機器，兩側是堆紙的屋子。經理室、編輯部、廚房全在後進。新聞和副刊全在這裏編。要說是每天出兩張大報，這點房子真不算多，尤其是比起今天的報社來，就會讓人笑掉大牙。但是當時其他的報，往往是只租一所小小的房子，門口掛一個木牌，就算報社了，其報紙大都是找印刷所代印的。

　　我在北京《益世報》大約幹了一年，因為我在業餘時間朗讀英文，同院住的經理的新太太嫌吵，就把我調任天津《益世報》的駐京記者，每兩天寫一篇通訊，這樣就離開北京《益世報》館。到後期我的月薪加到七十元一月。

　　當秦墨曬作《申報》駐京記者時，他還兼著「遠東通訊社」的事，每月送他六十元，他忙不過來，就約我分擔一半。後來他又湊了個孫劍秋，辦了個「世界通訊社」，約我做總編輯。我是個不會跑腿的人，通訊社的消息從哪裏來呢？秦墨曬雖然答應我從他那裏挖一點去，但是我想他還是從別人那裏挖消息的，豈能讓我再挖，我暫時只好答應。我先後住過王夫三的會館和潛山會館，這時就搬到通訊社裏去住。

　　通訊社也就是供稿社。當年大凡一個人在政治上有點辦法，就拿出幾百元辦個通訊社，此外每月還要二百多元經費。主辦「世界通訊社」的經濟後臺老闆是張弧——當年的財政總長。他究竟為辦通訊社花了多少錢，我也不清楚。我當總編輯，每月支二十元，只夠吃飯。每天的頭條新聞卻是煞費心思的，因此我在通訊社裏始終抱一個五日京兆的意思。

　　後來成舍我和我們全部離開了《益世報》，成舍我混進了眾議院當秘書。我辭了「世界通訊社」的工作，給《新聞報》《申報》寫通訊，我的新聞來源也往往是去找成舍我想辦法。他一度辦了個「聯合通訊社」，我又去幫他的忙。成和楊璠結了婚，家用大了，他又弄到了教育部秘書的職務。成舍我是個不甘寂寞的人，精力充沛，從新聞界跳入政界，在政界又兼辦新聞。不久，他又辦了一張《世界晚報》，讓我包辦副刊，我給這副刊起名叫《夜光》。我只支三十元月薪，樣樣都得自己來，編排、校對，初期外稿不多，自己要寫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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