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生涯回憶抗日戰爭前後_張恨水

抗日戰爭前後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國難來了，舉國惶惶，我自己想到，我應該做些什麼呢？我是個書生，是個沒有權的新聞記者。「百無一用是書生」，唯有在這個時期，表現得最明白。想來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崗位上，盡其所能吧。也就只有如此聊報國家民族于萬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開始寫抗戰小說。但是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所以我儘管憤憤不平，卻也沒有辦法，因此我所心向的禦侮文字，也就吞吞吐吐，出盡了可憐相。例如我在《彎弓集》中寫了幾首詩，就是這種心情的寫照。

　　六朝金粉擁千官，王氣鐘山日夜寒。
　　果有萬民思舊蜀，豈無一士覆亡韓。
　　朔荒秉節懷蘇武，暖席清談愧謝安。
　　為問章台舊楊柳，明年可許故人看。
　　含笑辭家上馬呼，者番不負好頭顱；
　　一腔熱血沙場灑，要洗關東萬里圖。

　　那時我在北平，在兩個月工夫內，寫了一部《熱血之花》和一個小冊子《彎弓集》，都是鼓吹抗戰的文字。當然這談不上什麼表現，只是說我的寫作意識，轉變了個方向，我寫任何小說，都想帶點兒抗禦外侮的意識進去。例如我寫《水滸別傳》，就寫到北宋淪亡上去。當然，這些表現都是很微渺的，不會起什麼大作用，僅僅說，我還不是一個沒有靈魂的人罷了。

　　以後我又給上海《申報》寫了《東北四連長》（後易名《楊柳青青》）以及《啼笑因緣續集》等，都表現了抗日的思想。

　　一九三五年秋，成舍我在上海創辦《立報》，我包辦其中一個副刊《花果山》。原想只幫助辦一個短時期，等有些眉目後就回北方。誰知北平家中來了急電，叫我不必回去。原來冀東已出現了日偽傀儡政權，迫害愛國的文化界人士，有一張黑名單，我也名列榜上，因而就不能北上了。

　　後來我又轉到南京，因為老友張友鸞約我投資創辦《南京人報》，經他多方敦促，我們花了五千元買機器、字架和紙張，辦起報來，我並自編副刊《南華經》，自寫了兩部小說：《中原豪俠傳》《鼓角聲中》。我辦《南京人報》，猶如我寫《啼笑因緣》一樣，驚動了一部分人士，出版第一日，就銷到一萬五千份。這時我還為別的報寫了太平天國逸事《天明寨》和一篇關於義勇軍的故事《風雪之夜》。不久「七七」事變發生，我把家眷送回潛山老家，攜帶了一個小行李捲離開南京去內地。由於冀東偽政權的出現，我不能回北平，又加上這次南京遭受轟炸，我隻身入川，因此我的全部財產和多年搜集的資料書籍也全都拋棄了。路過漢口時，全國抗敵文協成立，我被推選為理事，接著我到了重慶。

　　這時南京《新民報》已經遷渝，張友鸞就向陳銘德先生推薦我加入《新民報》，從此我就在《新民報》工作十餘年。當過主筆，也當過經理，也寫小說、詩、文在報上發表。入川後我寫的第一部小說《瘋狂》，就是在《新民報》上發表的。我在抗戰的前期寫了一些有關遊擊隊的小說，如《衝鋒》《紅花港》《潛山血》《遊擊隊》《前線的安徽，安徽的前線》《大江東去》等。那時，上海雖然淪為「孤島」，《新聞報》還不曾落入漢奸之手，信件可以由香港轉，我就寫了《水滸新傳》，描寫水滸人物和金人打仗，因為寫了民族氣節，很受上海讀者的歡迎。

　　由於我對軍事是外行，所以就想改變方法，寫一些人民的生活問題，把那些間接有助於抗戰的問題和那些直接間接有害於抗戰的表現都寫出來。但我覺得用平常的手法寫小說，而又要替人民呼籲，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之，我使出了中國文人的老套，寓言十九，托之於夢，寫了《八十一夢》，這部書是我在後方銷數最多的一部。《八十一夢》還在延安流傳，是我認為非常光榮的事。書裏的夢，只有十幾個，也沒有八十一個，何以只寫十幾個呢？我在原書楔子裏交代過，說是原稿潑了油，被耗子吃掉了。既是夢，就不嫌荒唐，我就放開手來，將神仙鬼物一齊寫在書裏，諷喻重慶的現實。

　　當時我住在重慶遠郊南溫泉，特務對我注意起來，認為張恨水「赤化」了，因此檢查我的來往書信。為了這部書，有人把我接到一個很好的居處，酒肉招待，最後他問我是不是有意到貴州息烽一帶（國民黨軍統特務監獄）去休息兩年，於是《八十一夢》就此匆匆結束了。這一期間我寫了《偶像》《牛馬走》（又名《魍魎世界》）《傲霜花》（原名《第二條路》），以及連載隨筆《上下古今談》，都是談的社會現象，針砭當時的貪污腐敗。我還寫了《鄉居雜記》《讀史詩》等，其中有一首諷刺詩「日暮馳車三十里，夫人燙髮入城來」之句，流傳很廣，各報頗有轉載的。

　　一九四四年在重慶，當我五十歲生日時，承抗敵文協、新聞學會、《新民報》一些友好熱心，為我祝賀，同時紀念我寫作三十年。紀念會經我堅辭免開，但是在幾種報紙上還是發表了一些文章，對我慰勉有加，實深銘感。其中以《新華日報》潘梓年的一篇最有意義，題目是《精進不已》，他根據我在重慶時期寫的文章，以為我有明確的立場——堅主抗戰，堅主團結，堅主民主。他說明確的進步立場，是一個作家的基本條件，立場不進步的人，看不見或看不清現實，寫出的東西也就對社會有害無益。他以我寫的《上下古今談》為例，希望我不斷地精進不已、自強不息。

　　我當時在《新民報》上寫了《總答謝》。

　　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到重慶，還蒙召見，對我的工作給予了肯定和鼓勵，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還牢記在心。

　　抗日勝利以後，各報紛紛復員，《新民報》社派我到北平任北平版經理，我和三四位同事一同從陸路動身，由重慶到貴陽、衡陽都是坐汽車，由衡陽到武昌坐鐵棚子火車，沒有火車頭用汽車拉了火車走，可算今古奇觀。一共走了三整天，到了漢口才乘船到南京，已是勝利後度第一個春節的時候了。我回到故鄉，看望了我的母親後，就匆匆北上了。我把路上見聞寫了小說《一路福星》給《旅行雜誌》。

　　這時，國民黨政府向一千多人頒發了「抗戰勝利勳章」，其中也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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