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修辭學的比興觀

修辭學的比興觀

　　——評黎錦熙《修辭學比興篇》

　　（商務印書館）這部書原是一本講義，民國十四年寫定（《自序》）。而這本講義又是《文心雕龍比興篇校釋》一文的擴大（七十二面）。所以體例和一般的修辭學書頗不同。《自序》裡說，「宏綱之下，細目太張。例句號碼，數逾三百。詁訓校訂，曼衍紛紜。」這是真話。書是三十二開本，一百十面，只論顯比，自然夠詳的，也夠繁的。書中主要部分以「句式」為綱，而黎先生稱那些句式為「修辭法」（一面）；這卻暗示著指點方法的意思，與一般的修辭教科書又相同了。不過本書所取的是所謂「綜合而博涉的講法」，與教科書之整齊勻稱不一樣，並不像是給初學者指點方法的。這是體例上自相矛盾的地方。

　　《自序》裡說：「修辭學所說的，只能在批評上指導上反省上呈露一些實效，並沒有什麼大用處。那麼，這種綜合而博涉的講法，也許比那法令條文似的許多規律，或者膚廓不切的許多理論，倒可多得點益處。」這是黎先生的辯護。但本書若有些用處，似乎還只在「批評上」。《自序》裡又說：「一個人要專靠著修辭學的修習而做出好文章或者說出漂亮話來，那是妄想。」這是不錯的。修辭學和文法一樣，雖然可以多少幫助一點初學的人，但其主要的任務該是研究語言文字的作用和組織，這可以說是批評的。明白這一層，文法和修辭學才有出路。本書作者雖然還徘徊於老路盡頭，但不知不覺間已向新路上走了，這個值得注意。

　　本書的毛病在雜。《自序》裡說：「劉勰（《比興》）之篇，陸機（《連珠》）之作，既成專釋，理應別出；嵌入其中，不免臃腫。」這是體制的雜。不過真覺得「臃腫」的是附錄的那篇《春末閒談》，白費了五面多。劉、陸之作，就全書而言，放在裡邊還不算壞。書中例句，古文大概到韓愈而止，是《馬氏文通》的影響。韓愈以後的也可引，但甚少（只四例），韻文卻到皮黃劇本而止。韓愈以後那四例，零零落落，不痛不癢的，盡可以換去。書中有白話文例二十二個。六個不曾注出處，似乎是隨手編的。其餘出於《石頭記》、《儒林外史》、《老殘遊記》的五個，出於魯迅《阿Q正傳》及徐志摩《曼殊斐兒》的四個，出於譯文的七個。選的太少，範圍太狹，不足以代表白話文。況且歐化的白話文和譯文，其句式乃至顯比，較古文及舊韻文變化很多，值得獨立研究。附合討論，不足以見其特色，而又附得那樣少，近於敷衍門面，簡直毫無用處。不如將這二十二例一律刪除，專論舊體，倒乾脆些。這是選例的雜。至於用所謂「晉唐譯經」體（《自序》）為綱，白話文為說明，又是文體的雜了。

　　幸而也有不雜的地方。一是「詁訓」《詩經》喻句，並探討比興的意義，二是選釋陸機的《演連珠》，三是校釋《文心·比興篇》。體制雖因此而雜，卻見出黎先生心力有所專注，和「膚廓不切的理論」不一樣。就中說「連珠之文，比多成例」，雖受了嚴譯《穆勒名學》的暗示（嚴譯「三段論」為「連珠」），但為別的修辭學所不及，還算是新鮮的。《比興篇》的校釋卻全錄範文瀾先生《文心雕龍講疏》，別無發明。論《詩經》似乎是黎先生最著意的，全書百分之四十都是《詩經》的討論。句式（二）云：「以物為比，或事相方，物德事情，前文具足，喻句之內，不復重述」（十四面）。「若說《詩》者，不明此例：本詩之中，德已前舉，喻即後隨；乃對於喻，多方附會。夫以附會，廣說『比』義，說《詩》通病，千載於茲！」（十六至十七面）他舉「顒顒卬卬，如圭如璋」等句舊說，加以駁議。又論「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舊說，以為「道理愈說愈精，比喻似乎也愈切愈妙，卻和詩人本意愈離愈遠了」（三十八面）。這些話甚得要領。

　　但是黎先生所解釋的喻義，卻大抵只據人情，未加考證，難以征信。他自己說：「所比的東西和所用的詞在古代是常俗所曉，到後來卻漸漸地晦塞了」（四十二面），可見沒有考證的工夫是不行的。但如書中說「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云：「這不但不相似，而且相反了：斧析薪是劈開，人說媒是合攏。只有『克』『得』兩字比上了。」又舉類似的「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說是「牽強不切的比喻」（均六十九面）。但是詩人多以薪喻婚姻，黎先生所舉兩例之外，還有《漢廣》的「翹翹錯薪」，《綢繆》的「綢繆束薪」，《車舝》的「析其柞薪」，都是的。這當與古代民俗有關，尚待考證；用「牽強不切」四字一筆抹殺，是不公道的。不過本書提出廣說比義和切說比義兩原則，舉例詳論，便已觸著語言文字的傳達作用一問題，這就是新路了。書中論《詩經》興義也頗詳細。所引諸家說都很重要，參考甚有用。但所說「興」的三義（七十四面），還和朱熹差不多，是不能結束舊公案（參看八十四面）的。

　　所以本書只能當作不完備的材料書用。可是在這方面也還有些缺點，如引比興舊說，有呂祖謙一條（七十九至八十面）不注出處。這見於《呂氏家塾讀詩記》二，還易檢尋；不過引文有刪節，未曾標明。又朱熹兩條，第二條不注出處。這一條其實是三條，黎先生似乎從《詩經傳說匯纂》首卷下抄出。首尾兩條原見於《詩傳遺說》和《朱子語類》，中間一條卻慚愧，還不知本來的出處。又惠周惕一條引「鶴林吳氏」，黎先生「按吳氏原文」云云。吳泳有《詩本義補遺》已佚，所謂「原文」，實系據《困學紀聞》三轉引，不加注明，會令人迷惑。這些地方可見本書雖定稿於民國十四年，卻始終是倉卒成編，未經細心校訂。這是教讀者遺憾的。

　　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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