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2)

「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2)

　　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的新文化運動，在一九一八年以後特別是一九一九年「五四」愛國運動以後有了新的發展，發生了由原先資產階級思想居指導地位到後來無產階級思想逐漸占上風的重大變化。

　　一九一七年，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發生，在地球上創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緊接著俄國革命，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歐洲許多國家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高漲，芬蘭、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先後發生起義，成立蘇維埃政權。十月革命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給予各國的革命運動以極其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也照耀著中國人民前進的道路。十月革命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本民族的出路，他們的注意力由資本主義的西方開始轉向社會主義的蘇俄。

　　儘管軍閥政府和各國反動派對蘇維埃政權施加新聞封鎖，多方造謠污蔑，但一部分革命知識份子依然透過層層迷霧，看到了世界革命高漲的新形勢，努力接受和宣傳共產主義思想，並在新文化運動中起著愈來愈顯著的作用。李大釗就是這方面一個傑出的代表。一九一八年七月，他在《言治》季刊上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指出十月革命不同於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而是值得「翹首以迎」的「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

　　同年十一月，他又在《新青年》上發表《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兩文，正確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性質及其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關係，熱烈歌頌十月革命，堅信「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指出中國人民應當沿著十月革命所開闢的道路前進。這些論文表明中國的先進分子已經開始得出了「走俄國人的路」（注：《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4卷第1408頁。）的正確結論。這是在中國展開科學社會主義宣傳的良好開端，為新文化運動注入了嶄新的思想內容。十月革命還大大鼓舞了許多知識份子，使一些在黑暗中摸索道路、長期苦悶彷徨的人振奮起來，使一些正在進行著反封建鬥爭的人們信心百倍，鬥爭得更為堅定和更為勇敢。孫中山由此看到了新希望，他在一九一八年初致電列寧，「表示極大敬意」，「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鬥」。

　　中國現代文學奠基人魯迅也從俄國革命的「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注：《熱風·「聖武」》）。正是在這種情形下，由上海遷至北京的《新青年》編輯部（注：袁世凱失敗後，蔡元培於1916年冬回國，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聘陳獨秀擔任該校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因此也遷至北京。「五四」以後因遭軍閥政府鎮壓，複又遷回上海。）也於一九一八年間擴大，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高一涵、胡適等人或先或後參加了編輯工作。

　　以《新青年》為核心，實際上形成了包括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革命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三部分人的新文化統一戰線，團結了許多知識份子共同向封建文化作鬥爭。文學革命這時也有新的發展，《新青年》自第四卷第五號（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完全改用白話文，白話詩作增多，並出現了以魯迅的小說為代表的徹底反封建並且充滿民族覺醒要求的新文學作品。

　　一九一八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雖然是「戰勝國」，但並未獲得絲毫利益；由於段祺瑞政府加緊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反蘇的軍事協定，日本侵略勢力已經深入中國。中國人民反日反段的愛國浪潮不斷高漲。新文化運動的聲勢也日益壯大。李大釗、陳獨秀創辦《每週評論》，直接配合當時的政治鬥爭，發表了大量短小精悍的時評及隨感錄，抨擊軍閥政府，揭露帝國主義侵略面目，起了很大的政治鼓動作用，顯示了文化革命由著重於進行思想啟蒙工作發展到直接與政治鬥爭緊密配合的基本趨勢。

　　社會主義宣傳也是《每週評論》的重要內容。由李大釗執筆的社論《新紀元》，分析了當時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嶄新形勢，明確指出中國人民應朝著這個革命的曙光前進。在第十六號上並譯載了《共產黨宣言》的一部分。李大釗、蔡元培所支持的《國民》、《新潮》兩雜誌也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同時創刊。《國民》的學生救國會的機關刊物，社員思想傾向雖不一致，但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作為宣傳內容，愛國色彩比較鮮明。

　　《新潮》是北京大學一部分師生所辦的綜合性刊物，曾團結了一批新文化作者和翻譯工作者，刊載了不少反對封建禮教、贊同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論文及新文學作品，但也比較突出地宣傳了資產階級的「全盤西化」的錯誤主張。《國民》、《新潮》創刊後不久，研究系所掌握的《晨報》改組第七版（副刊），在李大釗等人的推動下成為宣傳新文化的著名副刊之一。當時許多知識份子特別是青年學生，在這些刊物影響下，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覺悟日益提高。

　　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展開，遭到守舊派人物的咒駡和抵抗。一九一九年初，北京大學內流言四起，對《新青年》百般誣衊恐嚇。三月，劉師培、黃侃等人創辦《國故》月刊，以所謂「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反對新文化。嗣後，自稱「拚我殘年極力衛道」的林紓，寫了《致察鶴卿太史書》、《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攻擊新派人物「覆孔孟，鏟倫常」，對白話文大加嘲諷。他還在上海《新申報》上發表文言小說《荊生》、《妖夢》，影射詆毀新文學宣導者，希望有「偉丈夫」出來禁壓新文化運動。

　　對此，新文化陣營堅決給以反擊。《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發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針對種種流言，猛烈地抨擊舊人物，正式提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的口號，表示「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駡，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這個答辯書實際上是「五四」前《新青年》全部主張的簡要概括，也標誌著刊物反封建的堅決性和徹底性更為增強。李大釗的《新舊思潮之激戰》一文，揭露林紓之流企圖假借軍閥勢力實行武裝鎮壓的陰謀；他以俄國革命的實例，說明「真正覺醒的青年，斷不怕你們那偉丈夫的摧殘」，表示了同舊勢力作鬥爭的堅強決心與非凡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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