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新文學社團的蜂起和流派的產生(3)

新文學社團的蜂起和流派的產生(3)

　　但另一方面，現實生活畢竟沒有為他們準備下「象牙之塔」。他們在提出「文學本身的使命」之前，仍然首先十分強調文學「對於時代的使命」，主張對舊社會「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注：成仿吾：《新文學之使命》，《創造週報》第2號，1923年5月），「要在文學之中爆發出無產階級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生」（注：郭沫若：《我們的文學新運動》，《創造週報》第3號，1923年5月）。他們認為「文學是時代的良心，文學家便應當是良心的戰士」，而所謂「內心的要求」，實際上也就是時代的戰士的要求。這些理論主張自然是含混而充滿著矛盾的，但也恰好表現了當時一些具有革命要求而思想不免有些朦朧的小資產階級文藝青年的特點。

　　正是從強調「內心的要求」和尊重自我出發，創造社作家形成了自己的浪漫主義傾向。作為創造社成員之一的鄭伯奇說過：「創造社的作家傾向到浪漫主義和這一系統的思想並不是沒有緣故的。第一，他們都是在外國住得很久，對於外國的（資本主義的）缺點和中國的（次殖民地的）病痛都看得比較清楚；他們感受到兩重失望，兩重痛苦，對於現社會發生厭倦憎惡。而國內國外所加給他們的重重壓迫只堅強了他們反抗的心情。第二，因為他們在外國住得很久，對於祖國便常生起一種懷鄉病；而回國以後的種種失望，更使他們感到空虛。未回國以前，他們是悲哀懷念；既回國以後，他們又變成悲憤激越；便是這個道理。第三，因為他們在外國住得長久，當時外國流行的思想自然會影響到他們。哲學上，理知主義的破產；文學上，自然主義的失敗，這也使他們走上了反理知主義的浪漫主義的道路上去。」（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三集導言》。）

　　創造社成員在外國文學家和哲學家中，喜愛歌德、海涅、拜倫、雪萊、濟慈、惠特曼、雨果、羅曼羅蘭、泰戈爾、王爾德，以至斯賓諾沙、尼采、柏格森；他們著重翻譯介紹德國浪漫主義文學，同時也介紹過一些象徵派、表現派、未來派的雜質；他們還在反對自然主義的時候用了「庸俗的寫實主義」的口號，在具體論述中貶低了現實主義的意義。——所有這些，也都和他們強調自我、尊重主觀的思想傾向有關。

　　創造社在其成立前後和文學研究會就創作與翻譯、文藝批評等問題發生過爭論，這除去門戶之見以外，實在也反映了兩種文藝思潮和傾向的差異。但兩個團體在反對封建復古派和鴛鴦蝴蝶派方面。立場是完全一致的，他們共同對當時文藝領域的反動傾向進行了鬥爭。隨著革命現實的發展，後期創造社轉而提倡「表同情於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在這點上，文學研究會一部分成員則又和他們殊途而同歸了。

　　文學研究會、創造社以外的一些重要團體，也各有自己的特色和貢獻。其中就文藝思想和創作傾向而論，大致又可分出接近于文學研究會或接近於創造社的兩類：語絲社、未名社同文學研究會的傾向頗為相似，而南國、彌灑、沉鐘等社團則不同程度地受有創造社的影響。

　　語絲社是原先和《晨報副刊》有密切關係的一部分進步知識份子在該刊被研究系加緊控制的情況下另行組織的團體。雖然沒有獨自的文學主張，但它所進行的許多文學活動對新文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週刊《語絲》，多載雜文、散文，從事社會批評和文化批評，形成一種風格潑辣幽默的「語絲文體」，對以後的散文產生了影響。

　　除了部分提倡個人趣味的小品之外，《語絲》總的傾向是健康的。在和封建勢力和買辦文人所作的鬥爭中，以魯迅為首的語絲社成員，發揮出較強的戰鬥作用，表現了《發刊詞》所聲稱的那種「對於一切專斷與卑劣之反抗」的精神。在介紹外國民間文學和諷刺幽默文學方面，《語絲》也做過若干切實的工作。未名社的活動者則多為青年。其刊物《莽原》（後來是《未名》），以「率性而言，憑心立論，忠於現世，望彼將來」（注：魯迅為《莽原》週刊所擬的出版預告，見1925年4月21日北京《京報》廣告欄）為主旨，在抗擊舊勢力方面顯得比《語絲》更為急進；與青年學生運動的聯繫也較為密切（女師大事件、「三一八」鬥爭在刊物上均有較多的反映）；還發表不少反映下層人民生活的作品。

　　未名社特別注重介紹俄國文學和十月革命後的蘇聯文學，其中因翻譯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而產生過不良影響，但在介紹外國進步文學方面，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為借取戰勝惡勢力的精神力量，《莽原》還以專號介紹羅曼羅蘭，也宣傳過尼采的超人思想。正象羅曼羅蘭所呼號的：「世界悶死了。——開窗吧！放進自由的空氣來吧！來呼吸英雄的氣息吧！」

　　他們在激烈戰鬥中深感孤獨苦悶，渴望在自己周圍「聚集些英雄的『朋友』」，相互激勵，堅持前進。其中如高長虹等具有小資產階級狂勢性的青年，則深受尼采思想的反動影響，以「倔強者」和「世上最孤立的人」自炫，神經質地懷疑和不滿一切人，向一切人「宣戰」。從《莽原》分裂出去以後，他們又另刊《狂飆》，並回過頭來攻擊魯迅。一部分人後來走向墮落，正是這種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

　　和創造社傾向相接近的一些社團中，情況也很不一致。彌灑社主要接受了當時流行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思想。他們宣稱「我們乃藝術之神」，並從《彌灑》第二期起在扉頁上標出「無目的、無藝術觀、不討論、不批評而只發表順靈感所創造的文藝作品」的宗旨，有著明顯的逃避現實的傾向。淺草——沉鐘社則更多地為創造社對現實的強烈反抗精神和真摯直率的自我表現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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