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初期革命文學的宣導(3)

初期革命文學的宣導(3)

　　多數人對於文藝特徵也有著不同程度的忽視。這些就使他們對魯迅在文化戰線上的重要作用及其作品的偉大價值缺乏足夠認識；同時也多少影響了文藝家對他們這些主張的理解和接受。雖然如此，就歷史功績而言，儘管他們的主張遠不成熟，卻畢竟從革命的現實要求出發提出了一些可貴的建議和號召，播下了初步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種子。一九二六年，《中國青年》週刊一四四期以《論黨的出版物與文學》為題譯載了列寧《黨的組織與党的文學》一文，這在新文學運動史上也有重要的意義。

　　在早期共產黨人的引導影響下，一九二四年開始出現一批專事提倡革命文學或具有鮮明革命傾向的文學社團，如在上海，有蔣光赤、沈澤民和一些文藝青年組織的「春雷社」，他們通過《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編輯出版週刊性的《文學專號》，發表有關革命文學的論文和《哀中國》等詩歌。在杭州，有之江大學學生發起組織的「悟悟社」，出版刊物《悟》，「以提倡革命文學、鼓舞革命性為宗旨」。

　　在北京，除共產主義青年團主辦的《烈火》外，還有出版《火球》、聲明「研究現實的人生，挽救浪漫文藝的墮落」的「勞動文藝研究會」。它們的出現，反映了文藝青年中革命思想影響的擴大。但是，革命文學主張在廣大小資產階級作家和文藝青年中引起更大的反響，並且造成一定的聲勢，卻是在「五卅」和國內革命戰爭的高潮時期。這是進步文藝界直接從政治上受到党所領導的革命鬥爭的推動和鼓舞的結果，小資產階級原不可能有獨立的政治路線，許多進步作家在「二七」、「五卅」、「三一八」等鬥爭中，都曾站在無產階級和勞苦群眾一邊，從而也就程度不同地接受了革命的影響。其中全國性的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尤其在文學上留下深刻烙印，促使文藝面貌發生顯著變化。

　　創作中反對帝國主義的思想主題大為鮮明突出，以反帝為題材的作品多了起來；直接間接地反映群眾革命鬥爭的作品此後也陸續出現（蔣光赤的詩集《新夢》、《哀中國》和小說《少年飄泊者》、《鴨綠江上》也都出版在這一時期）。不少作家政治上和文藝思想上趨於革命化。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和其他一些社團的一部分作家思想都有重要發展。「五卅」前後，郭沫若、茅盾、葉紹鈞、成仿吾、應修人、潘漠華等大批作家紛紛參加實際革命鬥爭。

　　茅盾並於一九二五年撰寫《論無產階級藝術》（注：連續刊載於1925年5月起的《文學週報》第172期、173期、175期196期。）的長文，從性質、題材、內容、形式諸方面對這種新興文藝作了較為全面細緻的介紹說明。在《文學者的新使命》（注：《文學週報》第190期，1925年9月13日。）一文裡，他又指出「文學者目前的使命就是要抓住被壓迫民族與階級的革命運動的精神，用深刻偉大的文學表現出來，使這種精神普遍到民間」，「並且感召起更偉大更熱烈的革命運動來！」

　　郭沫若則於一九二六年發表《革命與文學》、《文藝家的覺悟》（注：兩文分別載于《創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洪水》第2卷第4期，1926年5月。）等文，號召文藝青年「到兵間去，民間去，工廠間去，革命的漩渦中去」；指出時代所要求的文學，「是替被壓迫階級說話的文學」，「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是站在第四階級說話的文藝」。

　　這在當時文藝青年中間有著較大的影響。「三一八」之後，魯迅奔向南方，並發表《革命時代的文學》等著名講演。大革命浪潮不僅使成仿吾等直接捲入，便是鄭振鐸、歐陽予情、田漢、郁達夫以至聞一多等作家也都受到衝擊。他們或公開支持党所領導的革命鬥爭，或曾奔赴廣州、武漢等地參加革命文化宣傳工作。朱自清則歌頌了「要建紅色的天國在地上」的共產主義英雄。

　　青年作者反映下層人民生活的作品也逐漸增多。在北伐戰爭過程中響起了文學「為第四階級說話」的呼聲，還出版過一些雖然不免粗糙但與革命鬥爭配合得比較緊密的作品。早期共產黨人提出的革命文學主張，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隨著一些作家思想的革命化，隨著後期創造社等團體的大力鼓吹，至此終於形成為文壇輿論。所有這些，都從作家思想上、生活上為後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展開和革命文學的創作準備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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