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對復古派的鬥爭和新文學統一戰線的分化(3)

對復古派的鬥爭和新文學統一戰線的分化(3)

　　《嚮導》週報發表《武力統一與聯省自治——軍閥專政與軍閥割據》（注：《嚮導》週報第2期，1922年9月），《先驅》發表《批評「好政府」主義及其主張者》（注：《先驅》第9號，1922年6月）等文，指出「好政府」主義、「聯省自治」的實質是維護封建統治和軍閥割據。胡適接著在《國際的中國》一文中，攻擊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傳「現在中國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了」。《嚮導》週報列舉了當時英、美、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許多事實，說明共產黨所提出的「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口號的正確性。

　　此後，胡適還在實際行動中投靠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他於一九二五年出席了段祺瑞為奉直戰爭召開的反動的「善後會議」，並從同年起擔任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的「名譽秘書」，誠惶誠恐地為帝國主義效勞，洋洋得意地向知識份子誇耀。毛澤東同志指出過：「五四」新文化統一戰線中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他們中間的大部分就和敵人妥協，站在反動方面了。」（注：《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61頁。）胡適正是其中一個主要的代表人物。

　　在哲學思想上，胡適繼續大肆宣傳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實用主義。一九二三年四月，《努力》週報發表了丁文江的《玄學與科學》，批評張君勱認為人生觀與科學無關的玄學觀點。《努力》週報與《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相對峙，展開了喧囂一時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雖然《努力》週報表面上擁護「五四」的科學精神，實際上卻宣傳了唯心主義。胡適在《〈科學與人生觀〉序》及與陳獨秀的通信中，提倡不可捉摸的所謂「大假設」的「自然主義的人生觀」，鼓吹多元論，同玄學觀點本質上沒有什麼差別。

　　當時，馬克思主義者雖然還沒有對胡適的反動哲學思想展開系統的批判，但是瞿秋白的《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注：《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卻是一篇較有力的文章，對實用主義痛加駁斥。它指出這種哲學以對自己有用和有益作為真理的標準，既沒有「絕對的現實」，也沒有客觀的真理，其宇宙觀就不可能不是唯心主義的多元論。而且實用主義只承認瑣瑣屑屑的改造，否認根本變革現實的必要，因此只能「暗示社會意識以近視的淺見的妥協主義，——它決不是革命的哲學」。對於迷信胡適所謂實用主義給中國帶來了科學方法的人，文章是一服有效的清醒劑。

　　在文學問題上，胡適也由原來就是保守的改良主義立場更加後退。他在《讀書雜誌》以及隨後創刊的《國學季刊》上，鼓吹「整理國故」，引誘青年脫離政治，鑽入「故紙堆」。他還列出一張將近二百部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一反以前的主張，列入並「表彰」了《三俠五義》之類宣傳封建主義的作品，推薦了許多佛經。魯迅與之針鋒相對地指出：「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注：《青年必讀書》，《京報副刊》第67號，1925年2月21日。）

　　魯迅並不是一般地反對青年讀古書，目的在於告誡人們不要落入胡適的圈套。李求實的《評胡適之的「新花樣」》（注：連載於《中國青年》第98、99期，1925年9月。）一文，也揭露和批判了胡適以「閉門讀書」阻止青年參加愛國運動的企圖。也因為如此，當復古派攻擊新文學時，胡適雖然表示擁護白話文，卻沒有——事實上也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反駁。他在《老章又反叛了！》中，還表達了和對方勾搭，願向對方輸誠的心意，正好暴露出他自己滾入反動立場的醜態。

　　一九二四年，印度詩人泰戈爾來華，和胡適接近的一派文人又大肆宣傳。他們和復古派一樣，借泰戈爾學說提倡「神」、「愛」、「精神復興」、「詩化的人格」等等，妄想以唯心主義思想抵制正在廣泛傳播的革命思潮。惲代英（注：《告歡迎泰戈爾的人》，1924年4月19日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瞿秋白（注：《泰戈爾的國家觀念與東方》，《嚮導》週報第61期，1924年4月）、郭沫若等都曾為文加以批駁。郭沫若在《泰戈爾來華的我見》裡，對於在被壓迫民族裡宣傳無原則的非暴力思想提出了強烈的異議。他說：「平和的宣傳是現世界的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傳只是有產階級的護符，無產階級的鐵鎖。」（注：《創造週報》第23號，1923年10月。）

　　同年年底，陳源、徐志摩等創辦《現代評論》，胡適在幕後予以支持。圍繞著「五卅」慘案和「三一八」事件，徐志摩和陳源先後為帝國主義、封建軍閥辯護，並且百般誣衊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魯迅和他們作了長期鏖戰，並直接揭露其作為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奴才的阻險的面目：「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著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注：《並非閒話》，《京報副刊》第166期，1925年6月1日。）這在當時，的確是對胡適以及胡適之流全部伎倆的概括。同「現代評論派」的鬥爭進行到一九二八年。後來這派人物又以胡適為首，創辦了《新月》月刊，繼續與革命文學陣營相對抗。

　　許多事實說明，新文化與新文學陣營中的進步力量同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分裂，是在要不要徹底地反帝和徹底地反封建這個根本問題上的分裂。新文化和新文學統一戰線開始是以反封建、而「五四」以後則是以反帝反封建為其政治基礎的，胡適及其追隨者在言論和行動上都遠遠地背離了這個基礎。同胡適派的鬥爭，在政治上轉化為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在哲學上是唯物主義與實用主義的鬥爭，而在文化上，則是為廣大人民著想還是為買辦資產階級乃至帝國主義效勞的鬥爭，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這個鬥爭貫串在中國現代文學史裡。胡適後來長期追隨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至死不悟，遭到中國人民的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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