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魯迅生平和思想發展

魯迅生平和思想發展(1)

　　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字豫才。「魯迅」是他一九一八年為《新青年》寫稿時開始使用的筆名。他生於浙江紹興一個逐漸沒落的士大夫家庭。時當鴉片戰爭後四十年，帝國主義者正以「堅甲利兵」進行不斷的侵略，腐敗墮落的清朝統治集團束手無策，節節退讓，中國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社會的分化日趨激烈。魯迅年輕時受過詩書經傳的教育，他對民間藝術尤其是繪畫具有深切的愛好，稍長又喜歡雜覽，讀了許多野史筆記，這不僅培育了他研究歷史的興趣，同時也啟發了他對歷史形成比較全面的看法。在所涉獵的史籍中，他特別留心有關鄉邦先賢的富於反抗思想和愛國精神的文獻。

　　魯迅的外祖母家住農村，他經常隨母探省，因而熟悉農村社會，並和農民保持著親密的聯繫。外國資本的侵入和封建統治的腐敗加速了農村經濟的萎縮，農民身受壓迫，他們的貧窮和痛苦使魯迅懷著深厚的同情。不久，周家遭到變故，魯迅的祖父因科場案件系獄，父親又長期患病，「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注：《呐喊·自序》）。從十三歲到十七歲這幾年，他經常出入於當鋪和藥店。在被侮蔑、受歧視的環境裡，魯迅感到社會的冷酷和勢利，通過切身的經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八九八年，繼洋務運動之後，資產階級變法維新進入高潮，魯迅就在這一年離家到了南京。他拋棄一般人認為是正路的讀書應試，進了洋務派創辦的江南水師學堂，隨後又轉入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課餘愛讀《時務報》和《譯書彙編》（注：《時務報》由汪康年、梁啟超主辦，宣傳變法維新；《譯書彙編》由留日學生主辦，多介紹西方國家政治、哲學、經濟、法律各方面的主張，以後改名《政法學報》），經常留意當時翻譯過來的科學和文藝的書籍，其中赫胥黎的《天演論》（注：嚴複譯。原著名稱為《進化與倫理》。）引起他很大的興趣，從這部書裡初步接觸進化論思想，根據「物競天擇」的規律聯想到祖國在競爭劇烈的世界上的命運。魯迅不滿於洋務派但求兵利甲堅的主張，在他看來，科學同時也是啟蒙的工具，科學的宣導應該和政治的改革結合起來，在風氣閉塞的情況下，科學的宣導甚至可以成為政治改革的先導。

　　魯迅在礦路學堂畢業後，考取官費留學，於一九〇二年東渡日本，先在東京進了預備學校。東京是當時中國革命黨人在海外活動的中心，留學生中正在轟轟烈烈地展開反清愛國運動，介紹西方文明的書刊盛極一時。魯迅積極參加這些活動，和革命党人時有往還。剛滿二十一歲的他便有以身許國的志向，在一首短詩裡抒寫了他的愛國主義的襟懷：

　　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閽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十九世紀後期轟動世界的達爾文學說在日本思想界十分流行，無政府主義和尼采哲學也受到知識份子的讚賞。魯迅關心一切具有反抗持異精神的著作，通過日本學者的譯著研究了達爾文的進化論。由於這一時期他的注意力還在科學方面，除了譯述愛國主義小說《斯巴達之魂》外，他先後介紹了居禮夫人新發現的鐳，研究了中國的地質和破產，翻譯了灌輸科學知識的小說，實踐其科學救國的心願。預備學校畢業後，按照他在國內時的認識，「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注：《呐喊·自序》），進了仙台醫學專門學校。

　　在仙台二年，有一次，教室裡放映紀錄日俄戰爭的幻燈畫片，其中有一個中國人據說是為沙皇的軍隊當偵察員，被日軍捉住殺頭，周圍站著看熱鬧的同樣是一群中國人，面對慘劇，神情麻木。魯迅深受刺激。他到海外後，從日本的維新想到自己民族的前途，一直在探索所謂「國民性」問題。這個畫面使他更加深刻地感覺到：「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注：《呐喊·自序》）從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的要求出發，魯迅認為，醫治精神的麻木更急於醫治肉體的病弱，而文藝是改變精神的利器，便決定中止學醫，改治文藝。

　　改造「國民性」並不是魯迅個人獨有的想法，這是較為普遍地存在于當時先進知識份子中間啟蒙主義思想的表現。「國民性」是一個籠統一的概念，把社會革命寄託於精神改造，往往又是啟蒙主義者難免的弱點，但當群眾還沒有普遍覺醒的時候，這種思想仍然有它積極的意義。特別是作為一個作家，使文藝活動結合政治要求，將文學藝術的任務自覺地和啟發人民群眾的覺悟聯繫起來，並且願意盡畢生之力為之服務，在魯迅的整個生涯裡，這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起點。

　　一九〇六年，魯迅回到東京，計畫創辦文藝雜誌，多方搜集被壓迫民族的作品，準備將反抗壓制、追求自由的思想介紹到國內，因而他的注意力側重于俄國、波蘭和巴爾幹諸國家。根據幾年來對文學藝術的接觸，他非常喜愛深刻地分析和批判社會現實的小說，受到果戈裡、契訶夫、顯克微支等現實主義作家的影響；同時又引「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注：《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竭力推崇浪漫主義作家拜倫、雪萊、雨果、海涅、普希金、萊蒙托夫、密茨凱維支和裴多菲等同情弱小、抵抗強暴的作品。擬議中的刊物定名《新生》，終因人力和物力的限制，沒有辦成。他便開始譯書，撰文。當時章太炎流亡到日本，魯迅因為他是一個「有學問的革命家」（注：《且介亭雜文末編·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從他聽講《說文解字》，並加入章太炎主持的革命團體光復會。

　　從一九〇七年起，魯迅一方面翻譯北歐和東歐的現實主義作品，這些作品作為部分的內容，收在一九〇九年先後出版的兩冊《域外小說集》裡，另一方面又在留學生主辦的《河南》雜誌上發表論文，其中最能代表他當時思想的是《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魯迅的思想深深地植根在現實生活裡。他既反對貴族地主洋務派的「競言武事」，「不根本之圖」，也不滿官僚集團維新派的主張「製造商估立憲國會」，對於新起的買辦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同樣充滿了不信任和憎惡，認為他們宣導的只是假民主，「托言眾治，壓制乃尤烈于暴君。」他不僅瞭解幾千年來封建主義的精神流毒，還看到剛剛繼起於東方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弊害，「往者為本體自發之偏枯，今則獲以交通傳來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國之沉淪遂以益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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