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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生平和思想發展(5)


  魯迅思想在這一時期更為成熟。他的通過創作實踐而形成的文藝見解有了比較系統的發展。針對「新月派」、「民族主義文學」、「第三種人」的論爭,他寫了大量文章,借此闡明文學藝術上許多根本問題,在充分的論證中滲透著深刻的階級分析的觀點。從他的內容豐富的雜感裡可以看出,他不是一般的革命作家,而是具有思想家特點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作家,處處表現著深刻的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精神。魯迅的認識在許多方面都和科學社會主義思想顯示了驚人的一致。他和一些共產黨人建立了親密的革命友誼。

  一九三二年七月,陳賡將軍從革命根據地來滬養傷,魯迅曾與之親切會見。因為地下黨的組織受到國民黨特務的破壞,有一個時期,瞿秋白在魯迅家裡避難,魯迅把他作為黨的領導人尊重地相待,經常親切交談,並錄清人何瓦琴(注:何溱,字方穀,號瓦琴,浙江錢塘人。工金石篆刻,著有《益壽館吉金圖》。這副對聯是他集蘭亭禊貼的字,請鄞人徐時棟(字定宇,號柳泉,道光丙午舉人)書寫的,徐時棟極稱此聯,遂錄入所著《煙嶼樓筆記》中。魯迅於1933年2月購得《煙嶼樓讀書志》十六卷,《煙嶼樓筆記》八卷,乃轉錄這副對聯贈給瞿秋白)「集禊貼字」的聯句相贈:「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表現了他對党的深厚感情。

  正是在這種革命的共同基礎上,他們對創作問題、翻譯問題、雜感問題、文學史問題、文藝大眾化問題進行了討論和商榷,先後寫成文字,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實際動用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從這些論文裡可以看出:魯迅善於根據中國革命的性質和要求創造性地闡述現代文學的任務,說明他對党領導的革命有著透徹的理解,對黨的正確路線存在著渾然無間的思想的契合。

  他對中國共產黨表示無限崇敬,當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勝利地到達陝西省北部的時候,魯迅在和茅盾一起發出的賀電裡說:「在你們的身上,寄託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黨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魯迅對這一方針所包含的深刻內容作了認真的思考,表示堅決擁護,並抱著憤怒的心情嚴正地駁斥了托洛茨基分子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污蔑。在答覆他們的信裡,魯迅再一次公開宣稱:「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從革命民主主義進到共產主義,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走了知識份子唯一能走和應走的正確的道路。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魯迅逝世於上海。他奮鬥終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獻給了革命文學事業,獻給了中國人民革命事業。正當革命遇到挫折的時候,他以實際行動投身到鬥爭的最前列;正當小資產階級中一些上層分子紛紛叛離革命的時候,他公開宣告自己忠於共產主義的事業。環境愈險惡,鬥爭愈堅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魯迅的一生,表現了中國人民臨危不懼、挺身而起的崇高的品質。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裡對魯迅作了最確切的評價,毛澤東同志說:「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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