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對「新月派」和法西期「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鬥爭(2)

對「新月派」和法西期「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鬥爭(2)

　　一九二九年秋，革命文學論爭已經結束，革命作家日趨團結，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有了較為廣泛的傳播，這就引起「新月派」紳士們更大的驚慌。從九月起，梁實秋連續寫了《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論魯迅先生的硬譯》等長短十余篇文章，繼續宣揚人性論。他說：「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他們的人性並沒有兩樣，他們都感到生老病死的無常，他們都有愛的要求，他們都有憐憫與恐怖的情緒，他們都有倫常的觀念，他們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錯誤在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面」，「在把文學當做階級鬥爭的工具而否認其本身的價值」。

　　在這些文章中，梁實秋集中地攻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反對「共產黨人把這理論的公式硬加在文藝的領域上」。他摘引美國《韋白斯特大字典》關於「無產階級」詞義的解釋，誣衊「普羅列塔利亞是國家裡只會生孩子的階級」，說什麼資產是文明的基礎，「要擁護文明，便要擁護資產」。他已到了圖窮匕見的地步，不再掩飾其敵視無產階級文學和保衛資產階級文明的反動的立場了。

　　這時，革命作家已經開始意識到原先「過於不注意真正的敵人」的弱點，因此對「新月派」展開更為有力的回擊。馮乃超在《階級社會的藝術》中，針對梁實秋的人性論，全面地闡述了文藝的階級性，指出梁實秋的言論不過在證明他自己是「資本家的走狗」（注：《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魯迅和這些紳士們早就有過多次的交鋒，在這以前不久，還駁斥過梁實秋所謂文藝應該寫永久變的人性的論點（注：《文學和出汗》，《語絲》週刊第4卷第5期，1928年1月14日）。

　　這回更純熟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思想武器先後寫了《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等文，著重駁斥梁實秋所謂階級性原是無產階級文藝理論硬加在文學之上的人性論觀點。他說：「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裡，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象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舉例通俗，卻深刻地揭示了階級社會的基本規律，而且處處同梁實秋所謂資本家和勞動者都有愛的要求等論點針鋒相對，粉碎其掩蓋階級對立以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企圖。

　　魯迅還指出：「倘說，因為我們是人，所以以表現人性為限，那麼，無產者就因為是無產階級，所以要做無產文學」；至於梁實秋的那些言論「原意是在取消文學上的階級性，張揚真理的。但以資產為文明的祖宗，指窮人為劣敗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資產家的鬥爭的『武器』」（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

　　魯迅用嚴密的邏輯，無可辯駁地論證了無產階級作的是無產階級文學，梁實秋一流所製造的只能是地道的資產階級文學：文學不可避免地具有階級性。這些分析徹底戳穿了人性論的謊話及其階級本質，同時也深入淺出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文藝的階級性的原理。在論爭中，魯迅還揭露了「新月派」充當反動派「劊子手和皂隸」、為其「維持治安」的政治立場（注：《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萌芽月刊》第1卷第1期，1930年1月）。

　　當梁實秋表示：「《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並且含沙射影地說革命作家都是共產黨；魯迅立刻指出：走狗「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拳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至於將論敵指為共產黨，暗示反動派可以捕殺，「不過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濟其『文藝批評』之窮罷了」，這就越發證明了這種人正是不折不扣的「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注：《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萌芽月刊》第1卷第5期，1930年5月）。對於美化資本主義誣衊無產階級的一切幫閒幫兇們說來，歷史證明魯迅的確逼真地勾下了他們的畫像。

　　在論爭中，梁實秋揚言：「我們不要看廣告，我們要看貨色。」和他們的理論一樣，「新月派」的創作大多也是一些為反動統治服務的「貨色」。其中象徐志摩的《猛虎集》、《雲遊》等所收的詩作，往往用整飭、華麗的形式表現頹廢、迷惘的思想情調。他們曾經表示過，一個詩人「最大的希望，最高的成功，是在作品中發現他自己的精神的反映」，完成「他靈魂的移傳」（注：陳夢家：《新月詩選·序言》）。

　　當他們看到革命勢力高漲，幻想的「嬰兒」（資本主義社會）終於在流產，自身也只能隨之沒落的時候，他們或則詠歎「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或則讚美絕望與死亡，或則傳播「肉感的享樂主義」，或則攻擊無產階級革命：這些，正是他們的「精神」和「靈魂」。發表在《新月》上的小說，也有不少為統治階級塗脂抹粉，掩蓋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並且時隱時顯地作些色情的渲染。此外，還有一些專門描摹日常生活瑣事的作品，雖然不一定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但又恰如魯迅所說，實在「和不創作是很少區別的」（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這種閑極無聊，藉以消磨時間的文字遊戲，同樣反映了他們的精神的空虛和墮落。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