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故事新編》

《故事新編》(1)

　　《故事新編》出版於一九三六年一月，全書收故事八則，如《自選集·自序》所說，都是「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從開手創作到結集成書，前後經過十三年。由於寫作時間的不同，作家世界觀的改變，在生活概括和思想熔鑄上，後寫的五篇較之先寫的三篇都有顯著的發展。

　　魯迅在回顧小說創作的時候，曾經說明其藝術概括的手段是：「所寫的事蹟，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髮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注：《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故事新編》對於歷史材料的處理，恰如《序言》所說明的，用的正是同樣的方法：「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至於把現代生活細節大膽地引入歷史故事，突出其針砭流俗的意義，更是魯迅式的戰士性格的體現。這些都以鮮明的特點構成了八篇作品前後一致和精煉獨創的風格。

　　第一篇《補天》寫於一九二二年，曾以《不周山》為題收入《呐喊》第一版。作品根據女媧「摶黃土作人」（事見《太平御覽》引漢應劭《風俗通》）和「煉五色石補天」（事見《淮南子》）的神話，描寫了這位傳說中的人類母親淳樸渾厚的形象。魯迅在《序言》中自述其最初的意圖是：根據佛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學，「解釋創造——人和文學的——的緣起」。佛洛伊特（注：佛洛特（S.Freud）是奧地利精神病理學家，他認為一切精神現象都是受「下意識」支配的，而「下意識」的內容則是平時受壓抑的情欲。

　　這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心理學的一個流派）學說對資產階級文學有很大的影響，在魯迅翻譯的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裡就可以看出明顯的痕跡。用「性的發動」（注：《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來解釋人類和文學的起源當然是錯誤的，但《補天》的主旨卻不限於此。全篇寫原始宇宙氣象雄偉，景物瑰麗，仿佛一幅色調濃烈的油彩畫。女媧摶土作人時充滿著創造的喜悅，補天的辛勤展示了勞動的壯美。作品的具體描寫實際上已經衝破佛洛伊特的「理論」，表現了例如勞動等等遠為廣泛的生活。

　　寫作中途，魯迅讀到一篇道學家攻擊新體情詩的文章，強烈的反感使他的筆鋒不得不從神話轉到現實，於是在「女媧的兩腿之間」出現了「一個古衣冠的小丈夫」（注：《故事新編·序言》），渺小而又滑稽，作品的主題到這裡有所擴大，產生了聯繫現實鬥爭的反封建的意義。不過描寫不及前半舒展，結局也較為倉卒。把現實生活細節引入歷史題材，魯迅自稱是「油滑的開端」（注：《故事新編·序言》），但從以後七篇繼續遵循這一準則看來，可以肯定地說，這是作家有意施展「幽默才能」以創造新的藝術形式進行社會批判的一種嘗試。

　　四年以後，魯迅從北京來到廈門，一個人住在石屋裡，面對大海，又從古書裡掇拾材料，完成了《奔月》和《鑄劍》。《奔月》寫神話裡夷羿和嫦娥（事見《淮南子》）的傳說。善射的羿射下過九個太陽，射死過封豕長蛇，一切大動物和小動物，最後「射得遍地精光」，只好在「無物之陣」（注：《野草·這樣的戰士》）中賓士，天天和嫦娥一起吃烏鴉炸醬麵。嫦娥熬不過這樣的生活，終於吞下金丹，獨自向天上飛升。而昔日的弟子逢蒙又在這個時候出現，欺世盜名，利用向師傅「偷去的拳頭」施放冷箭，想置羿於死地。

　　魯迅安排一個典型的環境，勾畫羿的正直的性格，寫出了一個勇士的孤獨的心境。《鑄劍》發表時原名《眉間尺》，取幹將鑄劍、其子報仇（並見《列異傳》與《搜神記》）的故事。作品寫的主要是這個傳說的後半段。黑色人是作品著力描寫的物件，他仿佛生來就是為了代人復仇似的，具有一種熱到發冷的性格。一言一動，都象主角眉間尺背上的寶劍一樣：寒光逼人。眉間尺把復仇的事業付託他，連同自己的頭和寶劍。黑色人冒充玩把戲的混入王宮，機智地劈下國王的頭，為了徹底擊敗敵人，最後也割下自己的頭來回答眉間尺的信任，完成了他所付託的復仇的重任。

　　從《奔月》裡的逢蒙到《鑄劍》裡的嗜殺的國王和顢頇的大臣，人們仍然可以在作家的鞭打中看出現實生活的投影。作品歌頌了羿和黑色人的戰鬥的性格，反映魯迅主張韌戰，壕塹戰，「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注：《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徹底的思想。當他還沒有從現實中充分地看到推翻舊秩序的積極力量的時候，魯迅選擇歷史人物，通過他們正面地表達自己的戰鬥意志，雖然或多或少地流露著寂寞的情緒，卻和前一階段小說裡的藝術形象不同，在羿和黑色人的身上，已經較多地熔鑄了作家自己的理想。

　　三十年代中國社會生活和社會思想在後期五篇裡有著深刻的反映，作品概括的內容更為開廣，現代生活細節出現得更多，因而也更具有時代的歷史的具體性。中國人民歷經軍閥戰禍與自然災害，農村經濟破產，城市生產萎縮，在這水深火熱的日子裡，軍國主義的日本突然侵佔東北，步步進逼，國際帝國主義者以國際聯盟為工具，陰謀共管中國。蔣介石對外採取投降政策，對內大舉進攻革命根據地。一切新的和舊的社會渣滓乘間浮了起來：有以抗日名義募捐斂財的軍閥，有以賑災名義營私舞弊的官僚，胡適向日本侵略者獻攻心策，請他們「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以江瀚為首的一群學者聯名要求劃北平為不設防的文化城，撤除「一切軍事設備」。

　　文藝領域內的思想更為混亂，逃避現實的作品不斷出現。其中有為藝術而藝術的詩；描寫三角戀愛的小說；林語堂提倡小品文，主張「以自我為中心，以閒適為格調」；施蟄存向青年推薦《莊子》與《文選》，托詞「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魯迅對這些現象表示極度的憤慨。當時攻擊時弊的雜文經常遭到禁止，這就使他想起八年前曾經採用過的藝術形式，重新回到歷史題材上來。他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寫的一封信裡說：「近幾時我想看看古書，再來做點什麼書，把那些壞種的祖墳刨一下。」（注：致肖軍、肖紅（1935年1月4日），《魯迅書信集》下卷第717日）這段話又一次證明：《故事新編》的出現實際上是由於現實生活的刺激，為當前的需要服務。魯迅用明確的階級觀點剖析了歷史素材和社會現象，這使後寫的幾篇具有更為尖銳更為潑辣的批判的特色；而世界觀的轉變，則又使他在這些作品裡終於塑造出平凡而又高大的正面人物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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