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在文藝理論上的貢獻(2)

在文藝理論上的貢獻(2)

　　當時文藝領域內「並無剛剛放下鋤斧柄子的人，大多數都是進過學校的智識者，有些還是早已有名的文人」（注：《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在思想感情上，這就不可避免地和無產階級存在著距離。魯迅認為：「小資產階級如果其實並非與無產階級一氣，則其憎惡或諷刺同階級，從無產者看來，恰如較有聰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裡沒出息子弟一樣，是一家子裡面的事，……倘寫下層人物（我以為他們是不會『在現時代大潮流衝擊圈外』的）罷，所謂客觀其實是樓上的冷眼，所謂同情也不過空虛的佈施，於無產者並無補助。」

　　他還從外國文學史上列舉具有體的事實，證明作家的思想感情倘不轉變，即使他同情工農群眾，反對資產階級，他的作品也不是無產階級的文學；相反地，「如果是戰鬥的無產者，只要所寫的是可以成為藝術品的東西，那就無論他所描寫的是什麼事情，所使用的是什麼材料，對於現代以及將來一定是有貢獻的意義的」（注：《二心集·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從理論邏輯上說，強調世界觀的作用正是確認文藝有階級性的必然的結果，但也由於魯迅本人對當時革命文學隊伍的成員有著清楚的瞭解。在革命作家中，似乎沒有第二個人，能夠象他那樣深切地感到小資產階級思想帶給革命的危害性。

　　魯迅勸告知識份子出身的作家克服思想上的弱點，一方面「致力於社會科學」，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注：《文藝與批評·譯者附記》）；另一方面拋棄一切空洞的幻想，投身到實際鬥爭中去。在《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和《上海文藝之一瞥》裡，反復地申說了這一主張。他反對「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指出革命是「現實的事」，「建設」更是「麻煩的工作」，詩人或文學家決不能自視特殊，以為「高於一切人」。小資產階級就其階級性質來說是不穩定的，魯迅對知識份子的動搖性提出了嚴格的批判，而歸結論於：「革命文學家，至少是和革命共同著生命，或深切地感受著革命的脈搏的。」

　　和當時一部分人的認識不同，魯迅還指出改造是一個長期的和艱苦的過程。在翻譯蘇聯』同路人」和革命者作品的時候，他曾有過這樣的體會：「一九二七年頃，蘇聯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現實的薰陶，瞭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則由努力和教養，獲得了文學。但僅僅這幾年的洗練，其實是還不能消泯痕跡的。我們看起作品來，總覺得前者雖寫革命或建設，時時總顯出旁觀的神情，而後者一落筆，就無一不自己就在裡邊，都是自己們的事。」（注：《一天的工作》中譯本《前記》）

　　魯迅從蘇聯創作中得到的這一印象，進一步形成了他對掌握無產階級革命世界觀的深刻的觀點。在《論「第三種人」》一文中，他既強調了思想改造必須堅決徹底，指出：「現在很有懂得理論，而感情難變的作家。然而感情不變，則懂得理論的度數，就不免和感情已變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兩樣。」又說明了思想改造應當持續不斷，他說：「克服了三年，還沒有克服好嗎？回答是：是的，還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說不定。然而一面克服著，一面進軍著，不會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後行進那樣的傻事的。」革命文學在成長過程中必須鍛煉自己的隊伍。作家深入實際鬥爭，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建立為人民服務的世界觀，在魯迅看來，這是文藝與革命關係的軸心，也是改變中國現代文學面貌迫切的任務和重要的條件。

　　文學直接描寫生活。作家深入實際鬥爭不但是思想改造的途徑，同時也是藝術創作的依據。作為一個偉大的唯物主義者和偉大的現實主義者，魯迅的文藝思想從來沒有離開過現實的土壤，他確認生活是創作的根源，要求作家「正視現社會」（注：《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使自己的作品充實起來。他說：「據我的意見，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從』，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注：《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天才們無論怎樣說大話，歸根結蒂，還是不能憑空創造。」（注：《且介亭雜文二集·葉紫作〈豐收〉序》）

　　藝術的力量決定於它楔入現實的深度，要求一篇作品能夠動人，便連具體的細節，也應該是生活的閃光。魯迅稱頌法捷耶夫的《毀滅》，認為「不但泰茄的景色，夜襲的情形，非身歷者不能描寫，即開槍和調馬之術，書中但以烘托美諦克的受窘者，也都是得於實際的經驗，決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筆的」（注：《毀滅》中譯本《後記》）。真實是藝術作品必要的條件，只有真實才能喚起人們的經驗，從而同作者的感受產生共鳴。藝術的真實來自生活的真實，魯迅突出地強調了這一點，但他同時認為：藝術的真實又不同於生活的真實。以繪畫而論，「藝術上的真，倘必如實物之真，則人物只有二三寸，就不真了，而沒有和地球一樣大小的紙張，地球便無法繪畫。」（注：《且介亭雜文·連環圖畫瑣談》）一個作者如果「要使讀者信一切所寫為事實，靠事實來取得真實性」，這就違背了藝術的法則，必將自陷於支絀和失敗，因為「一與事實相左，那真實性也隨即滅亡」（注：《三閑集·怎麼寫》）。

　　魯迅對這一命題的答覆是非常精闢的，在《什麼是「諷刺」？》中，他著重地指出：藝術創作描寫的「不必是曾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在給人的信裡，對此曾有更詳細的發揮，他說：「藝術的真實非即歷史上的真實，我們是聽到過的，因為後者須有其事，而創作則可以綴合，抒寫，只要逼真，不必實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據以綴合，抒寫者，何一非社會上的存在，從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斷，使之發展下去，這便好象豫言，因為後來此人，此事，確也正如所寫。」（注：致徐懋庸（1933年12月20日），《魯迅書信集》上卷第465頁）這段話說明：藝術不可能沒有虛構，然而藝術的虛構必須有現實的基礎，這就是概括，它不是為了篡改或者歪曲現實，恰恰相反，而是為了更加真實地深入現實，寫出它發展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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