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巴金和他的《激流三部曲》(2)

巴金和他的《激流三部曲》(2)

　　這就又加深了新與舊、當權勢力與被壓迫者的矛盾，並使年輕人遭受巨大的痛若。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鬱致死，瑞玨的慘痛命運，鳴鳳的投湖悲劇，婉兒的被逼出嫁，——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無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禮教、迷信迫害的結果。作者通過這些描寫，表現了深切的同情和悲憤，並向垂死的制度發出了「我控訴」的呼聲。

　　然而這個家裡的新舊矛盾，畢竟已發生在「五四」時代。「五四」的浪潮掀起了青年一代的熱情和理想，也回深了他們對於舊的制度和生活的憎恨。《家》中的重要人物覺慧，便是這種受到新思潮衝擊的新生的民主主義力量的代表。他堅決反對大哥覺新的「作揖哲學」和「無抵抗主義」，他的信念很單純，對舊勢力「不顧忌，不害怕，不妥協」。他的確是「幼稚」的，對周圍的一切還不能作出科學的分析，甚至感到「這舊家庭裡面的一切簡直是一個複雜的結，他這直率的熱烈的心是無法把它解開的。」

　　但基於「五四」時代對舊的一切表示懷疑和否定的精神，他知道這個家庭是「無可挽救的了」。他並不想對「家」寄託什麼希望，而熱心於交結新朋友、討論社會問題、編輯刊物，創辦閱報社等等社會活動，「誇大地把改良社會、解放人群的責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即使在他與鳴鳳熱戀的時期，他在外面也「確實忘了鳴鳳」，只有回到那和沙漠一樣寂寞的家裡時，才「不能不因思念她而苦惱」。最後，覺慧無所顧忌地離開家而遠走了。作者通過覺慧寫出了革命潮流在青年中的激蕩，寫出了包含在舊家庭內部的新力量的成長，也通過覺慧來對覺新的「作揖主義」和別人的懦弱性格作了批判。

　　在《春》與《秋》中，從淑英、淑華等人的成長過程，可以看到覺慧的行動對這個家庭所產生的巨大影響。這一性格的確是給讀者帶來了鼓舞、帶來了「新鮮空氣」的。覺慧到上海是為了嚮往那裡的「未知的新的活動」，「還有那廣大的群眾和新文化運動」；作品並沒有正面地具體描寫覺慧離開家庭以後所走的道路，但對封建家庭的叛逆，常常是知識份子走上民主革命的起點。根據覺慧性格的邏輯發展，在中國具體歷史條件下，他是有可能經過較長時期的摸索而找到人民革命的主流和領導力量的。雖然環境氣氛和時代精神在《激流三部曲》中表現得不夠充分，使人不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那個家庭與當時各種社會關係的聯繫，但作品寫到了「五四」革命浪潮的影響，寫到了四川軍閥混戰對人民的騷擾，也寫到學生們向督軍署請願和罷課的鬥爭，以及地主派人下鄉收租等情況。這一切都表示這是一個人民革命力量正在觀苦鬥爭和不斷壯大的時代，而這種背景就給覺慧這些青年人的叛逆性格和出路提供了現實的根據。

　　覺新和覺民是始終貫串在《激流三部曲》裡的人物，特別是覺新，作者對他所花的筆墨最多，而且可以說是整個作品佈局的主幹。這是一個為舊制度所薰陶而失掉了反抗性格的青年人，心底裡雖然有著是非和愛憎的界限，也理解奪去了他的幸福和前途、奪去了他所最愛的梅和瑞玨的是「全個禮教，全個傳統，全個迷信」，但他無力掙扎，只能傷心地痛哭，忍愛著精神上的痛苦。

　　他是舊禮教制度下的犧牲者，但同時又不自覺地扮演了一個維護者的角色。作者對他是有一些批判的（通過覺慧，曾多次批判他的怯弱），但更多的是同情和原諒。讀者只有在把他當作一個犧牲者的心情下才可能產生一點惋惜；這種情緒卻往往又為人物自己的行動所否定了。覺民的性格是沉著的，也是比較定型的；作者給他安排了一個比較順利的遭遇，使他勝利地得到愛情，跨過了逃婚的鬥爭。他也有改變和發展，但都是順著一條路向前的，他自信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

　　在《春》和《秋》中，他已站在鬥爭的前緣，不妥協地和那些長輩們當面爭辯，並衛護著淑英、淑華的成長。在給覺慧的信中，他說：「我現是在『過激派』了。在我們家裡你是第一個『過激派』，我便是第二個。我要做許多使他們討厭的事情，我要製造第三個『過激派』。」這第三個就是淑英，淑英的成長和出走，是貫串在《春》裡面的主線，而覺民的活動就為這件事的開展準備了條件。

　　在青年女性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犧牲者外，作者在《家》裡還寫了琴和許倩如，這是正面力量的萌芽，雖然許倩如只是一個影子，而琴還正在覺醒的過程中。到《春》裡，這種正面力量就有了成長，不僅琴的性格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而且出現了淑英。她從覺慧的出走引起了心靈的波動，從蕙的遭遇又深切地感到擺在自己面前的危機，於是在覺民、琴等人的鼓舞下，逐漸變得堅強起來，終於走上了覺慧的道路，理解了「春天是我們的」這話的意義。

　　《春》和《秋》中所展開的是比《家》中更加深化了矛盾。在長輩們的虛偽與墮落的襯托下，《春》裡面主要描寫一些心靈純潔的少年男女的活動，為淑英性格的成長和覺醒提供了條件。情節的開展比《家》來得迂緩，而精神仍是一貫的。淑華的活動主要在《秋》裡，這是一個性格單純開朗的少女，她的爽直快樂的聲音常常調劑了某些場面中的憂鬱情調，給作品帶來了一些明朗的氣氛。她最後也逐漸成長起來，有了「戰鬥的欲望」，而且與舊勢力進行了面對面的爭辯。和她成為對比的是淑貞的命運，正當淑華爭取到進學堂的機會的時候，淑貞就跳井自殺了。這是個生活在愚蠢和淺妄的包圍中而從來沒有快樂過的木然的少女，通過她的遭遇暴露了那些長輩們的虛偽和醜惡，說明了封建主義對於人們的精神上和肉體上的嚴重的摧殘。這些少女們的活動，包括綺霞、倩兒、翠環等人，是作品中的重要構成部分。

　　對於那些虛偽、荒淫和愚昧的老一代的人們，作者並沒有把他們漫畫化，卻仍然投予了深刻的憎恨和無情的詛咒。從高老太爺和《秋》裡面死去的克明身上，揭露了舊制度的衛護者們那種表面十分嚴峻而其實極端虛偽和頑固的本質。《春》裡面作者更多地勾畫了克安、克定等人的荒淫墮落的活動，他們的盜賣財物、私蓄娼優、玩弄丫頭奶媽等行徑是不堪入目的；而在他們的放縱和影響下，覺群、覺世等小一輩品質的惡劣也已逐漸成型，這正說明了這種制度和教育的腐朽、野蠻和殘酷。

　　《秋》裡面所寫的面更擴大了，已不限於高家的範圍，周家和鄭家也占了很大的比重；通過周伯濤、鄭國光、馮樂山、陳克家等不同人物性格的描寫，所謂書香縉紳之家的虛偽、墮落和無恥的面貌是更多方面地揭露出來了。這就不只補充了對高家那些「克」字輩人物精神墮落狀況的揭露，而且說明了這是一個制度的產物，充分地顯示了這些形象的社會意義。另外一些庸俗、潑辣和愚蠢的女眷們的活動，例如陳姨太、王氏、沈氏等，更以她們的醜惡形象引起了人們的深深的厭惡。而通過一些性格善良的人們的犧牲，例如蕙的死和葬，枚的死，以及一些不幸的丫環的命運，封建統治階級的「吃人的」面貌和作者的極端憎惡的感情就表現得更為鮮明。

　　在《秋》的最後，覺民說：「沒有一個永久的秋天，秋天或者就要過去了。」作者曾說他「本來給《秋》預定了一個灰色的結局，想用覺新的自殺和覺民的被捕收場」，但在友情的鼓舞下，他決定「洗去了這本小說的陰隨的顏色」（注：《〈秋〉序》）。這個預定的計畫更接近於他在《愛情三部曲》或者《滅亡》、《新生》等作品中一再作過的藝術安排；但在願望給讀者以樂觀和鼓舞的情緒支配下，他終於改變了預定的計畫，給作品增添了健康和明朗的色彩。早期作品中有所流露的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影響，在這裡已經很難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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