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曹禺和他的《雷雨》、《日出》(2)

曹禺和他的《雷雨》、《日出》(2)

　　如果說《雷雨》在有限的演出時間內，成功地概括了一個資產階級家庭前後三十年的腐朽墮落的歷史；《日出》則在有限的演出空間內，出色地表現了包括上層和下層的複雜社會的橫剖面。從《雷雨》的暗示所謂「自然的法則」到《日出》的描寫實際操縱社會生活的一種黑暗勢力，說明作家對現實的理解有了顯著的進展。在《日出》的《跋》中，他說：「我也願望我這一生裡能看到平地轟起一聲巨雷，把這群蟠踞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魎擊個糜爛，那怕因而大陸便沉為海。」可見他確是對那個腐爛社會抱有一種「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極端憎惡的感情。

　　《日出》所寫的是三十年代初期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恐慌影響下的中國都市，它表現了日出之前那種腐朽勢力在黑暗中的活動。《日出》中四幕表現了日出之前那種腐朽勢力在黑暗中的活動。《日出》中四幕戲的時間分配是：黎明，黃昏，午夜，日出。這也說明了作家在黑暗中迫切期待東方紅日的心情。他說：「果若讀完了《日出》，有人肯憤然地疑問一下：為什麼有許多人要過這種『鬼』似的生活呢？難道這世界必須這樣維持下去麼？甚麼原因造成這不公平的禽獸世界？是不是這局面應該改造或根本推翻呢？如果真地有人肯這樣問兩次，那已經是超過了一個作者的奢望了。」（注：見《〈日出〉跋》的最後一個注釋，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年9月北京第1版《日出》刪掉了這一注釋）說明作家的確是在努力用他的作品襲擊和搖撼那個他所憎惡的制度。

　　《日出》中的氣氛是緊張而嘈雜的，這是當時都市的生活氣氛，也是日出之前的時代氣氛。隨著劇情的開展，緊張的矛盾衝突一下就把人抓住了。劇本包括了都市中各式各樣的人物：往在旅館的「單身女人」、銀行經理、博士、流氓、妓女、茶房、富孀、面首等等，他們的社會地位、生活、性格、文化教養各不相同，人物比《雷雨》多，生活面也比《雷雨》廣闊複雜。通過性格化的語言，這些人物都能以各自的鮮明形象吸引著人們。

　　劇情展開的地點是陳白露和翠喜的房間，這兩個婦女雖然所聯繫的社會階層不同，但她們都是被侮辱的女性，是那個罪惡都市的產物。選擇這樣的地點來展示「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社會畫面，也說明了作家藝術構思的巧妙。劇情是圍繞主要人物陳白露展開的，她一面聯繫著潘月亭，由此揭露了上層社會的罪惡與腐爛；一面又聯繫著方達生，由此展開了下層社會的痛苦與黑暗。

　　陳白露這個「交際花」，年輕美麗，高傲任性，厭惡和鄙視周圍的一切，但又追求舒適和有刺激性的生活，清醒而又糊塗，熱情而又冷漠。她在臉上常常帶著嘲諷的笑，玩世不恭而又孤獨空虛地生活在悲觀和矛盾中。這是個悲劇性的人物。在她身上也有一些為一般交際花所沒有的東西，善良和正義還沒有喪失淨盡，因此她除了與潘月亭等人廝混外，還會為了「小東西」而作出對付黑三的那些舉動，同時也才能與方達生仍然在感情上保持聯繫，但她「遊戲人間」的生活態度是不可能長久維持的，結果只能在日出之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從潘月亭的活動中，可以看到當時都市經濟恐慌的面貌：工廠停工，銀行倒閉，地皮跌價，公債投機盛行。他與李石清針鋒相對的緊張搏鬥，正顯示了這些人物的醜惡靈魂和已經面臨的沒落命運。與此相對照的是黃省三全家服毒的慘劇，在黃省三和李石清的對話中，非常有力地表現出了那個社會中殘酷的階級壓迫和人與人之間冷酷無情的關係。

　　通過劇情的緊張進行，這些人物的性格特點得到了清晰的刻劃。方達生出現在旅館裡的那些人中間，顯然不很協調，但他的拘謹的書生氣，富有正義感的性格，卻又使人感到他與陳白露的感情聯繫的可信性。而且由於他的出現和「小東西」的遭遇，這才使作者所要描繪的那個「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社會畫面更加完整。方達生是一個缺乏社會經驗而又有善良願望的知識份子，他要感化陳白露，又要援救「小東西」，碰壁之後還立志要「做點事，跟金八拚一拚」。作家把砸夯工人的集體呼聲當作日出後光明的象徵，他說：「真使我油然生起希望的還是那浩浩蕩蕩向前推進的呼聲，象徵偉大的將來蓬蓬勃勃的生命。」（注：《〈日出〉跋》）

　　這說明他把改造社會的希望寄託在勞動者的身上，雖然劇中並未出現工人階級的形象，那種砸夯的呼聲主要是烘托了氣氛，但方達生最後迎著上升的太陽和向著工人歌聲的方向走去，卻產生了一種暗示的作用。這個人物雖然還有許多缺點，但作者是把他當作正面人物來寫的，他在劇中的出現，給人以希望和鼓舞。

　　除以上主要人物外，作品還描寫了顧八奶奶的庸俗愚蠢和故作多情，李石清的狡黠毒辣和洞悉人情，從黑三的兇狠殘忍中襯托出了金八的勢力，從翠喜的悲慘境遇和真摯感表中寫出了下層人民的善良。通過這許多成功的舞臺形象的描繪，作者把「不足者」與「有餘者」之間的矛盾作了充分的揭露。這個矛盾社會的操縱者就是沒有出場的人物金八，正象代表光明而同樣沒有出場的工人一樣，這個人物也未獲得形象的力量。但就全劇所顯示的剖面看來，他當然是一個擁有實際勢力的封建、官僚、買辦階級的代理人，是民主革命的對象。《日出》這部作品的矛頭就是直接指向這種勢力的。戲劇進行到結束時，顯示陽光的出現已經不遠，「有餘者」瀕臨末日。

　　《雷雨》、《日出》以後，曹禺的創作視野一度擴大到了農村階級鬥爭方面，他於一九三七年寫了《原野》，這是一出描寫農民向土豪復仇的悲劇。但由於對所描寫的生活不熟悉，劇本在農民形象的塑造上卻不成功。作者企圖把主角農民仇虎寫成一個向惡霸復仇的英雄，但這個人物被作者所加的復仇、愛與恨、心理譴責等因素神秘化了，他只是一種與命運抗爭的力量的象徵，失去了豐富複雜的社會性格。而且在最後一幕佈置了過多的象徵性的環境氣氛，黑的原野，莽莽蒼蒼的林子，增強了神秘感與恐懼感，卻削弱了劇作的現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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