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張天翼、艾蕪等作家的小說創作(2)

張天翼、艾蕪等作家的小說創作(2)

　　《夜工》描寫落第秀才依靠女兒為生，她為了養活全家，被迫賣淫，卻謊稱上「夜工」。事情被發現後，父親認為有辱家門，把她打傷了，內心卻很難過。沒有收入集子的短篇《集成四公》，刻劃驕橫兇狠的地主，在得知農民揭竿而起時，驚慌得不知所措。對於這類人物的外強中乾，寫得入木三分。作家將剝削者壓迫者的醜態揭露出來，加以嘲弄，但寫得比較含蓄，主要不是依靠誇張，而是揭示出事件本身的矛盾所在，因而具有內在的諷刺力量。他寫的小說題材不同，表現方式多樣，注意構思和剪裁，而且都有嚴肅的思想意義。抗戰爆發後，蔣牧良主要從事新聞報導工作。

　　當時相當活躍而又享有盛名的作家還有丁玲。丁玲出身沒落士紳家庭，早在學生時代就接受了「五四」以後多種思潮的影響。大革命失敗後的一九二七的秋，在彷徨苦悶中開始寫作小說。她後來概括自己進入創作生涯時的思想狀態是：「有著極端反叛的情緒，……又疏遠了革命的隊伍，走上孤獨的憤懣、掙扎和痛苦。」（注：丁玲：《一個真實的人的一生》，《人民文學》三卷二期）這種思想情緒在她初期作品中留有明顯的印記。丁玲最初引起注意的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發表於一九二八年初。其中描寫的莎菲，是一個在「五四」浪潮中沖出封建家庭的叛逆女性，她痛恨和蔑視周圍的一切，卻沒有找到正確的反抗道路。她將「個性解放」的要求和自己的全部生活目的混同起來，錯誤地理解為應當「享有我的一切」。這種沒落的資產階級人生觀，使莎菲墮入自我毀滅的絕境。小說曾在一部分由於大革命失敗而彷徨歧途的知識份子中間激起過共鳴。後來收入短篇集《在黑暗中》的其它各篇，大多也彌漫著比較低沉的情調。

　　一九三〇年前後，由於受到革命形勢的影響，又得到「左聯」的直接幫助，丁玲的創作傾向開始發生變化。《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注：丁玲曾經寫過兩篇題為《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的小說，此外所指的是第一篇）寫的是知識青年美琳為蓬勃展開的革命形勢所吸引，毅然拋棄庸俗的生活和愛情，在實際鬥爭中發現了新生的喜悅。小說的視野較前開闊，色彩也較前明朗。寫於一九三一年秋的中篇《水》，以該年震動全國的十六省大水災為背景，反映了湖南地區農民在空前的天災面前，更加認清階級矛盾、思想迅速變化的現實，暗示殘酷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實際上乃是比洶湧的洪水更大的禍患。

　　這篇小說以主題的戰鬥性和題材的現實性，受到讀者的好評，發生過較大的社會影響。此後，丁玲還寫了一些短篇：《消息》刻劃一群工人家屬盼望革命隊伍勝利的迫切心情：「要他們早些來！」《奔》通過幾個農民在農村中無以為生、到城市又找不到工作的遭遇，從側面反映出城鄉經濟面臨崩潰的嚴重局面，烘托革命形勢的高漲。藝術上也有新的進步。此外，寫於一九三一年的《田家沖》，雖然在主題安排上還存在著一些缺點，但通過複雜的生活，塑造了幾個富有性格的人物，象么妹、大哥和三小姐，都寫得生動活躍，有血有肉，便連著墨不多的姐姐和小哥，也各有特點。小說對當時那種一個階級一個典型的作風，實際上是有力的否定與衝擊。丁玲的創作在以後的更重大的發展。

　　創作比張天翼他們開始得早些，在這個時期以新的成就受到文壇注意的，有魏金枝、彭家煌等人。他們都是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開始寫作的。魏金枝（1900—1972）以《奶媽》、《白旗手》等作品見稱于時。

　　《奶媽》從側面描寫一個艱苦鬥爭和英勇犧牲的女革命者的形象，反映了一九二七年後殘酷的階級鬥爭，並對於那些失業後過著「沒有紀律的頹敗的生活」的小市民們也有所批判。《白旗手》寫一群招來的新兵不安于「豸蟲」般的生活而終於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對於這些新兵們的生活和心理作了比較細緻的描繪。作風略近于魏金枝的是彭家煌（？—1933），他有《慫恿》、《茶杯裡的風波》、《喜訊》等短篇集，在細膩簡潔的筆觸下流露出作者對世事的憤懣和抗議。《賊》畫出了某些知識份子的自私自利和冷酷無情的靈魂。

　　《奔喪》寫的是農村破敗和荒涼的景象。《喜訊》一篇，則通過拔老爹盼望兒子，而他得到的「喜訊」卻是兒子在外因為「政治嫌疑」被判十年徒刑的故事，對時代的血腥恐怖作了側面的反映。他的小說題材多樣，由於大多來自親身的經驗或者實際的觀察，寫得真實動人，而且結構自然，文字樸素，給人以親切之感。魏金枝主要從事教育工作，作品不多，而寫作勤奮的彭家煌又過早去世：這些都限制他們獲得更多的成就。但他們的作品同樣反映出左翼作家沿著革命的現實主義道路摸索前進的步伐。

　　比張天翼等人稍後出現，在小說創作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是艾蕪和沙汀。他們在開始文學活動之後，曾經聯名給魯迅寫信，請教有關小說創作的問題，魯迅那封著名的《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就是對他們的答覆。可以說艾蕪和沙汀是在魯迅的關心下，遵照魯迅的教誨而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

　　艾蕪，原名湯道耕，出生於四川新繁縣一個鄉村小學教師的家庭。五四運動爆發時，艾蕪還是一個小學生，但他自述：五四「給我的影響是不小的」，「總是捧著《新潮》、《新青年》以及《少年中國》來讀，能懂多少就懂多少，不管白費多少力量」（注：《艾蕪短篇小說選·序》）。一九二五年，由於不滿守舊的學校教育和反抗封建的包辦婚姻，離家出走；從「勞工神聖」的信念出發，決心「憑我的雙手、我的勞力走到世界上去」，「坦然接受著一個勞動者在舊社會裡所能遭到的一切苦難」（注：《艾蕪短篇小說選·序》）。從此，在整整五六年的時間裡，艾蕪漂泊於我國西南邊境和緬甸、馬來亞、新加坡等地，在社會底層過著自食其力的貧困生活。

　　一九三一年春，因為參加緬甸的革命運動，被英帝國主義遣送回國。在國內，他懷著把他「身經的，看見的，聽過的，——一切弱小者被壓迫而掙扎起來的悲劇切切實實地繪了出來」的決心，開始從事創作（注：《南行記·序》）。這些經歷，為艾蕪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而且開拓了中國現代文學反映社會現實的新領域。把我國西南邊境的綺麗風光和殖民地人民的苦難與鬥爭首先帶到文學作品中來，是艾蕪對現代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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