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其他作家作品(3)

其他作家作品(3)

　　在他的筆下，邊地的自然景色、生活風習、人物心性無不美好；無論貧富軍民，一律淳樸善良。即使生活中有一些不幸，也皆由偶然或誤會所生，而人們也毫不驚駭。整個作品充滿一種牧歌情調。這部中篇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關於當地人民的傳統生活風習也能寫得優美動人，藝術上別具一格，因而受到一些讀者的稱道。在他的小說中，也有一些描繪人民群眾的鬥爭生活的，偶或出現革命者的形象，如《大小阮》、《過嶺者》；或者比較真實地反映貧困者的掙扎，如《生存》；或者揭露反動勢力的腐敗，如《顧問官》、《失業》，都是他作品中較有思想意義的部分。

　　但就沈從文創作的基本傾向而言，總是有意無意地回避尖銳的社會矛盾，即或接觸到了，也加以沖淡調和。作家對於生活和筆下的人物採取旁觀的、獵奇的態度；對於黑暗腐朽的舊社會，缺少憤怒，從而影響了作品的思想藝術力量。後來，他還寫了一些取材神話、傳說的作品，讚揚抽象神秘的原始的生命力，缺少現實的社會意義。他在回顧自己的創作道路時說：「社會變化既異常劇烈，我的生活工作方式卻極其窄狹少變化，加之思想又保守凝固，自然使得我這個工作越來越落後于社會現實。」（注：《選集題記》）其中確實包含了一些重要的經驗與體會。

　　曾經以小說《終條山的傳說》被魯迅所稱道過的李健吾，這一時期雖然繼續寫了一些小說，但主要卻是戲劇。獨幕劇《母親的夢》寫的是軍閥內戰所加於人民的災害，劇本較生動的寫出了人民對於軍閥內戰的控訴。《梁允達》寫了軍閥駐軍串同土豪販賣鴉片的勾當，多少畫出了當時生活環境的一些真實面貌。三幕劇《這不過是春天》可以說是他的代表作。劇情發生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北京，員警廳長奉命捉拿從南方來的革命黨人，但那位革命者原是廳長夫人的老友，正住在廳長的家裡，事被密探發覺，廳長夫人買通密探，放走了革命者。這個劇本時代背景鮮明，戲劇衝突尖銳，在勾勒反動的員警機構中廳長、秘書、密探等人性格的卑劣和機詐，以及廳長夫人的內心寂寞等方面，都寫得比較生動真實。對話機智流暢。

　　但作者並未正面寫革命者與反動政權之間的矛盾，而把主要力量用在愛情糾葛的線索上，這對於女主人公的性格和內心世界的描繪雖有所幫助，但在情節開展中卻損害了那個革命者的形象。他不只居非其所，而且在言行上也與一個革命者的行為很不協調，使這部作品有了很嚴重的缺陷。李健吾在抗戰初期參加上海劇藝社工作，以後還寫過不少劇本。和沈從文相似，李健吾的作品同樣更著重於藝術表現上的追求，他的成就主要也在這個方面。

　　三十年代中期，在《大公報文藝副刊》、《水星》、《駱駝帥》等刊物上，陸續出現了一些新人。他們大多是在北平、天津一帶求學或者教書的文學青年，有較高的藝術修養，對於作品藝術形式的探索懷著濃厚的興趣，相比之下，對於政治和社會現實，最初就不是那麼重視了。他們中間，除詩歌和散文方面的何其芳、李廣田、卡之琳外，在小說方面，是肖乾。他最初的作品，收入《籬下集》、《栗子》等。肖乾喜歡通過小孩天真的眼光，展示人間的不平和不幸，給作品染上更多的憂鬱（《籬下》、《放逐》）。

　　有的直接描寫勞動者的生活，也寫到了他們的痛苦。不過，作者著眼的是他們獨特的性格，而不是釀成悲劇的社會原因（《印子車的命運》、《花子與老黃》）。有的揭露帝國主義利用宗教毒化中國人民和教會內部的腐敗（《皈依》、《曇》），這些在新文學創作中是不常見到的。《栗子》是作者目睹了「一二九」學生的愛國示威和反動當局的血腥鎮壓之後寫成的，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個震撼全國的政治事件，激憤已經取代了原先閃現在他的小說中的那種憂鬱。

　　寫於抗戰爆發前夕的長篇《夢之穀》，敘述一對青年男女的纏綿的愛情故事，社會內容比較單薄。蘆焚（師陀）的創作傾向，也與這些作家相近。他的《裡門拾記》反映了故鄉河南的生活：「紳士和老爺」的橫行，「老實的莊稼漢子」的受難，具有濃厚的鄉土氣息。作者善於描摹世態，刻劃風習，而時複帶著揶揄的口氣，具有鮮明的個人風格。這在後出的《穀》、《落日光》、《野鳥集》等作品裡有更顯著的發展。其中的《穀》，以其「糅合了纖細與簡約的筆，……創造了不少真摯確切的人型」，獲得了《大公報》的文藝獎金。

　　在這個時期裡，文學創作有一個顯著的發展。文學革命的宣導者和新文學的開拓者，繼續以旺盛的創造力寫出新的作品；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文學青年，也一批一批地進入文壇。左翼作家在創作實踐中逐步克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宣導時期的一些幼稚傾向，其他作家也在思想上藝術上堅持不懈地作著嚴肅的努力。

　　當然，從新文學隊伍中，從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中，都有分化出來、落荒而逃的分子；但這並不能阻礙新文學前進的步伐。由「五四」文學革命啟其端的新文學，就是這樣地經歷了波瀾壯闊的三十年代，迎接新的民族解放和階級鬥爭的急風暴雨。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