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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族解放族幟下的文藝運動與思想鬥爭(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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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協」還組織作家戰地訪問團等活動,推動文藝工作者的「下鄉」和「入伍」。它的會刊《抗戰文藝》,自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創辦,至一九四六年五月終刊,先後出版七十一期,是貫通抗日戰爭時期的唯一的文藝刊物,對於推動抗日文藝活動發揮了良好的作用。郭沫若在紀念「文協」五周年時說: 抗戰以來在中國文藝界最值得紀念的事,便是中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結成。一切從事于文筆藝術工作者,無論是詩人、戲劇家、小說家、批評家、文藝史學家,各種藝術部門的作家與從業員,乃至大多數的新聞門者、雜誌編輯、教育家、宗教家等等,不分派別,不分階層,不分新舊,都一致地團結起來,為爭取抗戰的勝利而奔走,而呼號,而報效。這是文藝作家們的大團結,這在中國的現代史上無疑地是一個空前的現象。(注:郭沫若:《新文藝的使命》,收入《沸羹集》)。 「文協」為民族解放戰爭作出的貢獻,將永遠載入史冊。 在成立「文協」的同時,郭沫若主持的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簡稱「第三廳」)于同年四月在武漢創建。在當時擔任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同志和「第三廳」中共特別支部的直接領導下,「第三廳」將各地流亡到武漢的文藝工作者和文藝團體組織起來,開展廣泛的抗日文藝活動,進行各種街頭宣傳和文藝演出,組織戰地巡迴演出,舉辦各種講演會和戰地文化供應等,形成了戰爭初期生氣蓬勃的文藝活動高潮。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演劇隊的組織和活動。 一九三八年八月,「第三廳」將各地來武漢的救亡戲劇團體和文藝工作者,以上海的救亡演劇隊為骨幹,組成九個抗敵演劇隊。四個抗敵宣傳隊(「第三廳」改組後,它們合併為十個隊,改稱「抗敵演劇宣傳隊」),一個孩子劇團和電影放映隊等,出發去全國各地巡迴演出,進行抗日的文藝宣傳。在出發時,「第三廳」為他們規定了藝術工作者信條五項: 一、五輩藝術工作者,以抗戰建國之目的結成此鐵的文化隊伍,便當隨時隨地提高政治軍事的認識與訓練;為此偉大目的之實現而奮鬥,一刻不容稍解。 二、吾輩當知技術之良窳,直接影響宣傳之效果。故當從工作中竭力磨練本身技術,使藝術水準因抗戰之持久而愈益提高。 三、吾輩藝術工作者不僅以言語文字或其他形象接近大眾,尤當直接以身為教;蓋藝術風格與藝術家之人格為不可分,抗戰藝術運動尤然,要求每一工作者皆為刻苦耐勞沉毅果敢之民族鬥士;沉毅故能持久,果敢故能成功。 四、吾輩藝術工作者的全部努力,以廣大抗戰軍民為對象,因而藝術大眾化,成為迫切之課題。必須充分忠實於大眾之理解、趣味,特別是其苦痛和要求,藝術才能真正成為喚起大眾、組織大眾的武器。 五、吾輩藝術工作者應知協同一致,為達成戰鬥目的之要素,藝術工作亦然。不僅一藝術集團內應協同一致,同時應集中藝術戰線之各兵種於重要之一點,使能發揮無限之力量,收到偉大之成果。 演劇隊在武漢成立時,周恩來同志親自作了形勢與任務的政治報告,指示在團隊中建立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加強党的領導;在整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他也始終關注著這支分散在全國各地,堅持抗日民主宣傳的文藝隊伍。演劇隊的活動持續了十一年,足跡遍及全國。 在前進的過程中,有個別團隊曾經走過彎路,但大部分團隊經過國民黨反動派的多次改編、淘汰、摻雜和分化之後,仍然在惡劣的政治環境和極其艱苦的物質條件下,堅持文藝的演出和鬥爭,在抗日戰爭和民主運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有的團隊曾經全隊長期的遭受國民黨政府的禁閉,還有一些隊員如著名的戲劇工作者、原左翼戲劇家聯盟書記劉保羅等,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陷後,日本侵略者逐漸地停止向國民黨統治區的戰略性進攻,將其主要軍事力量轉移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個抗日民主根據的戰場。同時,又加緊對國民黨的政治誘降。「從這時起,國民黨政府開始了它的政策上的變化,將其重點由抗日逐漸轉移到反共反人民。」(注:《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943頁)國民黨在其統治區域區開始限制與取締各種抗日活動,對一切主張堅決抗日的進步人士,首先和主要地是共產黨人,進行殘酷的迫害和鎮壓,又連續製造大規模的反共高潮,特別是一九四一年一月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破壞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造成嚴重的內戰危險。對於國統區抗日的進步的文藝活動,他們採取種種限制和鎮壓的反動措施。 為了加緊文化統制而成立的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其網點遍佈全國。有的抗日文藝團體被強令改組或解散,有的革命文藝工作者被關進集中營(如馮雪峰),甚至慘遭殺害。一度蓬勃興起的國統區抗日文藝活動,受到了嚴重的摧殘。根據黨中央關於在國統區實行蔭蔽精幹、積蓄力量的方針,在周恩來同志的親切關懷下,一部分文藝工作者(包括少部分演劇隊)陸續移轉到延安和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一九四一年春還有一批轉移到香港等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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