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表現抗日題材的小說(2)

表現抗日題材的小說(2)

　　中篇《牛全德與紅蘿蔔》同樣寫了農村出身的人物在抗日戰爭中的變化。牛全德長期在舊軍隊中當過兵，他爽浪、講義氣，卻沾染了嚴重的流氓無產者習氣；外號「紅蘿蔔」的王春富，是他同村的一個老實、膽小的自耕農；兩個人在縣城淪陷後同時參加了共產黨影響下的一支抗日遊擊隊，形成了性格上的鮮明對比和尖銳矛盾。但正如作者所說，這個中篇』決不僅止於刻劃性格，它的主題是表現舊時代的江湖義氣向新時代的革命責任感的漸漸轉移，偉大的同志愛終於淹沒了個人的恩仇。」（注：姚雪垠：《這部小說的寫作過程及其他》，見懷正文化社1947年5月出版的《牛全德與紅蘿蔔》第二版）牛全德儘管原先對「紅蘿蔔」積有私怨，但在戰鬥最激烈的時候，他深明大義，不僅保護了同志，並為此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小說的人物形象鮮明，語言生動，結構和諧；經修改後，主要人物思想性格的轉變過程顯得更為細緻合理。它與《差半車麥秸》一起，都是作者自覺地實踐文藝大眾化方向的可喜收穫。姚雪垠在這一時期還寫有《春暖花開的時候》、《戎馬戀》（《金千里》）、《新苗》（《夏光明》）等長篇，大多反映抗戰爆發後的青年運動，有的還以少年兒童為主角，表現了民族苦難時代年輕一輩的救國熱情。其中《春暖花開的時候》雖然只完成了第一部，卻在比較廣闊的前景上，寫出了台兒莊戰役前後大別山下一個青年抗敵工作講習班的活動，較為真實地表現了國民黨軍政機構的腐敗，地方封建惡勢力的猖獗，以及特務統治網的綿密黑暗，這一切扼殺著抗日救國的生機。

　　作品中有不少心理描寫和寫景抒情頗富匠心。但作者筆黑過多地集中於青年人愛情的生活，有時流於「抗戰加戀愛」的俗套，加之「且寫且排，病在急就」（注：姚雪垠：《春暖花開的時候》第三分冊書前《致讀者》，1944年10月），不及細加斟酌，顯得過於倉促粗糙。姚雪垠的創作後來有較大的發展。

　　在反映戰時農民生活方面，另一個有顯著成績的作家是艾蕪。他對勞動人民的生活比較熟悉，而且感情較深，因此抗戰後便很自然地將注意力集中在勞動人民這一抗日的主要力量方面。除中篇《江上行》寫知識份子在抗戰中的變化外，短篇集《秋收》及收在《荒地》中的部分短篇，都熱情洋溢地表現了戰爭在人民生活和性格上所引起的變化。

　　《秋收》與《紡車復活的時候》兩個短篇在發表的當時有很大的影響。前者寫駐紮在一個村莊中養傷的一隊士兵在他們副官的帶領下幫助老鄉收割稻子的故事。作者沒有拔高國民黨士兵幫助群眾的行動，描寫真實，有分寸；而且，抗屬姜大嫂一家對這些過去沒有好名聲的「糧子」看法的轉變，也寫得具體、細微，富於生活實感。小說生動真切地表現了全國抗日高潮影響下國統區軍民關係的某種變化，這是反映了生活真實並具有鼓舞軍民團結抗日的作用的。

　　但是，那個國民黨軍隊的副官動員士兵幫助老百姓的原因沒有寫出來（這在當時可能受發表條件的限制），卻容易導致讀者產生對國民黨軍隊階級本質的模糊認識。後者寫戰時洋貨傾銷暫時停止後農村手工業一度復興的情景。小說中一群農村少女，有的心高好勝，有的沉著樸實，各有性格特色，她們共有的勤勞、活潑和來自生產實踐的聰明才智，有力地渲染出戰時農村某種興旺景象。但作品沒有直接點明戰爭對農村生活的影響，也沒有一點關於階級矛盾的描寫，因此多少有些田園牧歌風味。

　　除了上述兩篇較有影響的作品以外，《春天的原野》中在日寇屠刀面前威武不屈的農民遊擊隊員滿天星，《受難者》中與投敵丈夫決裂的普通農婦尹七嫂，都表現了勞動人民的崇高的民族氣節。這些短篇真實地反映了人民團結抗日的要求和抗戰初期社會生活中欣欣向榮的氣象，在藝術上保持著作者慣有的人物描寫生動、生活氣息濃郁、語言風格清新的特色。但因作者過於樂觀地估計了抗戰形勢，筆觸未能深入到錯綜複雜的抗戰現實中去。

　　《荒地》集裡大部分作品開始轉向暴露國統區現實中的種種黑暗現象。作者說：「不幸寫這些短篇的時候，無邊無際的這種荒涼的景色，總圍繞在我的周遭，仿佛自己的影子似的，簡直沒法叫它退開……我要把周遭的荊棘、茅草、刺藤，儘量拔去。」（注：《荒地》集前《序言》，作於1941年11月12日）從這些敘述可以看到，作者對抗戰現實的觀察已日趨人面。但這些作品大多停留在一些表面黑暗現象的揭露上，描寫也比料瑣悄，與這個時期許多以暴露諷刺見長的作家作品比較，有著一定的差距。

　　在表現農民民族意識覺醒的作品中，比較突出的還有吳組緗的長篇小說《鴨嘴嶗》（後改名《山洪》）。這部作品以抗戰初期的皖南農村為背景，刻劃了青年農民章三官的質樸、倔強、粗野的性格，寫出他逐步克服落後意識、投入民族解放鬥爭的歷程。作品開始時，章三官便和在階級壓迫中逆來順受的他的大哥和奶奶不同，凡事不賣保長的賬，對這個地頭蛇十分鄙視。

　　在對待日寇侵略是主和還是主戰的重大問題上，他反對保長的和平妥協的主張，堅持中國人要「爭口氣」，是一個主戰派。他對保長和日寇的這種態度固然反映出他爭強好勝的倔強性格，卻更顯示了他的自發的階級意識和樸素的愛國心。但是，章三官由這個思想起點到投入抗戰尚有一個不小的距離。他有一個幸福的小家庭，自己勞動力很強，有多種謀生的技能，經濟上並不算最貧苦的。因此在戰爭中要拋棄這樣的生活上前線是不容易的。他曾一度想離家出走躲避抽壯丁，只在後來當戰火燒到了他的家鄉，不反抗日軍侵略便無法保衛家鄉和土地的時候，他才經過遊擊隊的政治工作的啟發，決定參加抗日隊伍。

　　作品深入到章三官的內心世界，通過細密的描寫，合乎現實生活和性格邏輯地寫出了章三官的轉變和成長。小說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人民群眾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偉大力量，對於地方頑固勢力在農民頭上作威作福和他們對戰爭所持的消極態度也作了揭露。由於作者熟悉皖南農村各階級、階層人們的的心理、風習和生活，加以成功地運用方言，因而展現出鄉土氣息濃郁的畫面。

　　但作者當時生活在大後方，對於戰時皖南農村的變化和遊擊隊的活動情況不夠瞭解，缺乏第一手的生活材料，加以寫作後半部分時，因故多次中斷，「耽擱日久，情思不屬」（注：吳組緗：《贅言》，見1943年3月時與潮印刷所出版的《鴨嘴嶗》第一版），因而作品的後半部在揭示人物與環境的關係上不夠飽滿充分，結構前後不夠勻稱，尤其是關於遊擊隊政治工作的描寫缺乏真實的生活內容，顯得比較貧乏、無力。作者本時期還寫過幾個短篇。（鐵悶子）一篇寫蘆溝橋事變後不久幾個在部隊中搞宣傳工作的文化人乘坐「鐵悶子」——一種裝貨物的車箱撤退途中所遇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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