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沙汀的小說(3)

沙汀的小說(3)

　　沙汀對抗戰中四川農村和小城鎮現實黑暗的諷刺和暴露，還通過他這個時期寫的長篇小說反映出來。長篇《淘金記》寫于作者從抗日根據地回到四川後的一九四一至四二年，最初曾以《燒箕背》和《北斗鎮》為名發表在期刊上（注：《燒箕背》，《文藝陣地》第7卷第2、3期；《北斗鎮》，《文學創作》第1卷第5期）。

　　小說以開採燒箕背金礦的事件作為線索，寫地主劣紳們為發國難財而掀起的內訌，刻劃和展示了各有性格特色的地主階級的群醜圖。在北斗鎮上互相爭奪的勢力中，有「在野派」哥老會流氓頭子林么長子，依附于地方上怪勢力的惡霸白醬丹和漸趨沒落的女地主何寡母等。其中白醬丹的形象寫得最為成功。作為現任聯保主任龍哥的「智囊」與「神經」，白醬丹的刻毒和兇狠隱藏在「斯文遲緩」、「和藹可親」的外表下。他不僅為了自己的私利苦心鑽營，奪得了燒箕背的開採權，而且自覺地充當反動腐朽制度的維護者，想方設法「增強力量」，「維持後方治安」。

　　這一性格鮮明的人物概括了深刻的社會內容：他是國民黨反動、腐朽統治所培植和養育出來的最兇殘、醜惡、無恥的政治流氓，同時又是這個腐爛、崩壞的社會制度賴以維護、支撐下去的支柱。作品另一塑造得成功的人物是國民黨農村基層政權的代表人物——聯保主任龍哥。從這個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作者許多短篇小說中聯保主任的影子，同時又進行了新的藝術概括和創造。這個「有點名士氣」的統治者，「心直口快」，粗野無忌，幹壞事也似乎出自內心的真誠。「他可以毫無惡意，毫無打算，和毫無愧色地獲取任何自己高興的物事。」他做起囤積生意來也似乎是漫不經心地憑直覺採取斷然行動，竟然與精密的打算不相上下，因而屢獲暴利，這說明他的一舉一動與這個腐爛社會的脈搏是何等合拍！由於他代表著政權的力量，因而在燒箕背開發權的爭奪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他與農村豪紳集團狼狽為奸，充分說明了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基層政權的反動本質。與人物性格的刻劃和情節的發展結合在一起，作品還對抗戰時期四川農村的特定環境進行了開掘：抗戰中階級矛盾存在的事實有所表現；國民黨政府發佈的「生產」、「救國」、「禁政」等法令、措施和保甲制度、袍哥組織的反動性、欺騙性，關於國民黨中央遷都重慶後給四川農村帶來的影響以及作品結尾抗戰蛀蟲們由金礦開發轉向更易獲利的糧食投機等描寫，也進一步點染了戰時國統區的時代氣氛，增強了作品的現實戰鬥意義。

　　《淘金記》是沙汀所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它充分顯示出作者生活積累的豐富和藝術技巧的圓熟。由於作者對四川農村的生活和歷史，各階層人物的心理狀態和地方風俗習慣相當熟悉，加以冷靜的觀察、細密的剖析，真實精細地描繪現實關係，成功地運用四川方言土語。因而繪製出一幅幅鄉土氣息十分濃郁的四川農村風俗畫。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較之短篇小說中的同類人物，概括的社會歷史內容更為豐富深刻，人物懷格也更為完整鮮明。

　　這部小說的矛盾衝突完全遵循人物自身所處的社會地位、性格的內在邏輯來展開，因而真切自然，充滿生活實感。情節單純集中，不枝不蔓，同時又波瀾起伏，引人入勝。描寫洗煉，針線縝密，一絲不苟。人物語言個性化，而且特別注意具體的語言環境，一個斷句，一個反問，一種語氣的強調，都經過安排，耐人尋味。小說的不足之處在於，對生活中的正面力量缺少表現，所寫的勞動群眾大多愚昧無知，連一點憤怒、反抗的情緒都沒有，整個作品沒有一點關於出路的暗示，致使畫面顯得過於陰森和晦暗。這是作者受生活實踐的限制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視野不夠開闊和藝術構思上的缺陷造成的。

　　寫於一九四三年至四四年的另一長篇《困獸記》，表現的是四川某小城鎮中一群知識份子在時局逆轉後陷於無法自拔的苦悶生活。一位從前線歸來的舊友喚起了他們在抗戰初期宣傳抗日的熱情。但他們重新籌備的暑期演劇活動，終因不容於反動當局而歸於失敗。小說以這個情節為主線，穿插著因苦悶生活而發生的愛情糾葛的描寫，真實地反映了國統區進步知識份子共同的抑鬱、憤怒、苦悶和追求。作品還寫了從前線歸來的章桐的再次出走和老教師中作「切切實實致力於一種平凡寂寞的工作」的情節，預示著一種新的希望。但是，整個作品籠罩著抗戰後期國統區知識界沉重苦悶的氣氛，藝術描寫上有繁瑣拖遝的缺點。

　　一九四四年，沙汀在重慶通過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理論上進一步認識到「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必須歌頌之」這一原則的重要；同時，抗戰勝利前後和人民解放戰爭時期四川農民的自覺鬥爭或自發反抗日益蓬勃開展，城市的民主運動也衝破國民黨反動派的嚴重壓迫而高漲起來；這些都為他在作品中更好地表現人民的民主要求和反抗鬥爭生活提供了現實根據。

　　在抗戰時期，沙汀的小說主要是從統治階級的腐朽、反動及其內部的矛盾糾葛上來暴露政治黑暗的。而在他解放戰爭時期寫的小說中，農民和其他底層人民的形象成了作品的主人公。正是從底層人民的要求出發，作品揭露了統治者對人民的掠奪、欺騙和壓榨，表達了人民群眾抗日反蔣的民主要求，顯示了他們憤怒、反抗的情緒和日益增長的鬥爭力量。

　　長篇小說《還鄉記》寫於一九四六年。作品一開始就展現了抗戰時期四川農村尖銳的階級矛盾的畫面。林檎溝——這個具有農民自發鬥爭傳統的山村，自從三十年前一場農民暴動被鎮壓以後，貧苦農民長期飽受剝削、壓迫，已經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馮大生的被迫賣壯丁，他在國民黨軍隊中所過的非人的生活，以及他的作為「抗屬」的家人遭到保甲長的欺淩，充分說明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政權不僅不能滿足貧苦農民最低限度的民主要求，而且以抗戰為口實對他們肆意荼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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