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革命形勢的發展和文藝界的整風(3)

革命形勢的發展和文藝界的整風(3)

　　此外，宗派主義情緒在延安文藝界也還存在。「當時，魯迅藝術學院住了一批作家，延安文藝界抗敵協會也住了一批作家。兩邊各辦一個刊物。魯迅藝辦的刊物叫《草葉》（從惠特曼的詩集裡來的），延安文藝界抗敵協會辦的刊物叫《穀雨》（大概是從日曆上來的），兩個刊物的名稱都很和平，可是兩邊作家的心裡面卻不很和平。不知道為什麼，又說不出彼此間有什麼仇恨，可是看著對方總覺得不順眼，兩個刊物象兩個堡壘，雖然沒有經常激烈地開炮，但彼此卻都戒備著，兩邊的人互不往來。」（注：嚴文井：《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後》，載1957年5月23日《新疆日報》）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王實味令人注目地發表了多篇文章，把革命根據地說得幾乎漆黑一團，在一些方面公開宣揚「人性論」，顛倒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把矛頭指向党的領導。整風期間，他寫了一篇《硬骨頭與軟骨病》的壁報稿，說什麼「在這一鬥爭中，我們首先必須檢查自己的骨頭，向自己發問：同志，你的骨頭有毛病沒有？你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話不敢說？要瞭解，軟骨頭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骨頭。」（注：轉引自張如心：《徹底粉碎王實味的託派理論及其反黨活動》，《解放日報》，1942年6月17日）

　　他把人的本質分為兩種：一種是政治上的人的本質；一種是人性上的人的本質，而這兩種本質是互相不聯繫甚至是對立的。他把自己的骨頭分為兩種：一種是做人的骨頭，要由瞭解他的人和接觸他的廣大群眾來鑒定；一種是黨員政治上的骨頭，要由中央組織部來鑒定。據此，他提出了「硬骨頭」和「軟骨頭」的「理論」。他所謂的「硬骨頭」，是指那些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勇敢地反對「上司」、反對領導的人；至於那些自覺地遵守革命紀律，服從黨的組織，維護革命利益的人，則被他譏諷為「軟骨頭」（注：參看張如心：《徹底粉碎王實味的託派理論及其反黨活動》）。王實味的思想最集中地表現在他寫的《政治家·藝術家》（注：《穀雨》1卷4期，1942年3月15日）和《野百合花》（注：《解放日報》，1942年3月13日、23日）兩篇文章裡面。

　　在《政治家·藝術家》中，他首先把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機械地割裂開來，視為兩種互不相干的事物。他把文藝放在政治之上，把文藝家放在政治家之上，認為：文藝家「指示純潔和光明」，政治家「實現純潔和光明」；文藝家「更熱情更敏感」，而政治家「熟諳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能縱橫捭闔」，「除非真正偉大的政治家，總不免多少要為自己的名譽、地位、利益也使用它們，使革命受到損害」。因此，他鼓動藝術家槍口對內，揭露根據地的所謂「黑暗」，反對「有人以為革命藝術家只應『槍口向外』」的說法。

　　在《野百合花》中，他以延安某些領導同志愛聽京戲和某些機關舉辦週末舞會為緣由，把整個延安誇大成「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紙醉金迷、驕奢淫佚的世界；然後插敘使他「燃燒著最猛烈的熱愛與毒恨」的幾件具體事情，點出文章主旨，好象延安的人們不僅早已忘卻了過去犧牲的革命者，而且也忘卻了「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的前線的火熱鬥爭。他把根據地所有人們都在過著的沒有多少差別的艱苦生活，聳人聽聞地稱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把延安實行的政治上

　　的人民民主，歪曲成充滿黑暗專制、打擊報復的封建王國。在王實味筆下，延安似乎從「首長」、「大頭子」、「大人物」、「重要負責者」到「小頭子」、「科長」和「主任」等，「到處烏鴉一般黑」，只有「自私自利」，沒有「階級友愛」，領導者「間接助長黑暗，甚至直接製造黑暗」。由於《野百合花》內容上適合敵人的反共需要，故被國民黨特務機關大量翻印宣傳。而在王實味知道這件事的時候，居然說：「我不說，他們（即國民黨反共分子）也會說。」（注：轉引自範文瀾：《論王實味同志的思想意識》，《解放日報》1942年6月9日）這證明王實味已經滑到何等危險的地步！

　　「我們延安文藝界中存在著上述種種問題，這是說明一個什麼事實呢？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就是文藝界中還嚴重地存在著作風不正的東西」，說明「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面貌改造黨，改造世界。」

　　毛澤東同志特別強調地指出：「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向他們大喝一聲，說：『同志』們，你們那一套是不行的，無產階級是不能遷就你們的，依了你們，實際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為要促使革命運動更好地發展，文藝界就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的整頓一番。「而為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開展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鬥爭」，「需要有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就使得正在開展的整風運動大大深入一步。

　　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開始，到五月二十三日結束的。參加會議的約有七、八十人（注：參加會議人數說法不一：一說「七、八十人」（秦燕生：《〈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前後文藝界的一些情況簡介》，《文物》雜誌1972年5月號；又見金紫光：《幸福的回憶》，《北京文藝》，1977年第5期）；另一說「一百人左右」（何其芳：《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我們》，《文藝論叢》第1期））。座談會之前，毛澤東同志找文藝界的同志談話，詳細地詢問了文藝方面的許多情況，而後提出了一些問題，並且說：我們過去忙於打仗，現在文藝問題擺到我們面前來了，我們要研究文藝問題，過一陣我們還要研究邊區經濟問題呢！（注：參看劉白羽：《紅太陽頌》，《人民日報》，1976年12月25日）文藝界部分同志曾開過一個小會，毛澤東同志親自聽取了這個會上一些思想情況的彙報。文藝座談會進行期間，他又找在中央機關工作的一些人員徵求意見。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才確定了他在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內容（注：參看何其芳：《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我們》，《文藝論叢》第1期）。

　　文藝座談會的全體會議一共開了三次。第一次是在五月二日，毛澤東同志首先作了「引言」講話，說明開會的目的和要求，提出了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物件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動員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第二次是在五月八日（注：這次會議時間說法不一：一說「五月八日」（秦燕生《〈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前後文藝界的一些情況簡介》；又見金紫光：《幸福的回憶》），一說「五月十六日」（何其芳：《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我們》，《文藝論叢》第1期），進行大會討論，毛澤東同志出席，聽大家發表意見，並把要點和問題記下來，有時也簡短地插幾句話，把問題的討論引向深入。

　　第三次是在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先是大會發言，再是朱德同志講話，最後毛澤東同志說：我們共產黨人和他們的領導者，以後對於財政、經濟建設領域的問題，也要象這次對待文化、文藝思想領域的問題一樣，逐個地加以調查和研究，給以回答和解決。不然，領導的作用又表現在哪裡呢？（注：參看黃鋼：《難忘的延安之夜》，《解放軍報》，1977年5月21日）接著，就以為群眾和如何為群眾兩個中心問題，分作五個方面，開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結論」部分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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