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及其歷史意義(3)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及其歷史意義(3)

　　魯迅這個見解，十分深刻中肯，但限於國民黨政府「把工農兵和革命文藝互相隔絕」的環境條件，未能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到了抗日時期的延安和各個民主根據地，作家對工農兵群眾「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狀況，就與自身承擔的任務形成了尖銳的矛盾，嚴重阻礙著無產階級文藝的發展。「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不瞭解工農兵，當然就無法描寫他們，「倘若描寫，也是衣服是勞動人民，面孔卻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甚至造成對工農兵的嚴重歪曲。

　　針對這種狀況，毛澤東同志號召：「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的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

　　就這樣，文藝工作者通過「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鬥爭」，即轉變思想，又獲取源泉：這就是毛澤東同志為發展中國的無產階級文藝所指明的根本道路。這是一條康莊大道。毛澤東同志這一主張之所以可貴，就因為它完全符合文藝的特點。文藝必須反映客觀生活，忠實於客觀生活，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藝對於生活的反映，又總是通過了一層作者思想和藝術的折光的，沒有這層折光，便沒有文藝作品的產生，這裡就有了作者主觀思想感情和對生活認識的問題。一個作品如果要激動人心，引起與讀者感情上的強烈交流，先決條件是它所反映的生活不僅真實，而且確實首先使作者本身強烈的激動過。

　　文藝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總是經過文藝家心靈的浸潤，飽和著作者的思想感情的；當然，文藝家的思想感情又必須寓於對生活本身的客觀描繪之中，而且不應該是違背生活真理的偏見。離開了生活真實的那種感情宣洩，只會成為空洞叫喊，不會有藝術感梁力；而反過來，對於要反映的生活無動於衷、漠然處之，也同樣難以產生出感人的作品。在這裡，被反映的客觀生活與反映者的主觀思想之間的任何分割，都會背離文藝的規律。正是文藝的這種特點，不僅規定了文藝家思想感情的改造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而且也要求文藝家的思想改造必須遵循一條特定的途徑——一條把思想改造跟獲得創作源泉統一起來的途徑。

　　離開了這條特定的途徑，就不可能培養出真正無產階級的作家隊伍。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就是從兩者統一的要求來闡明問題的。他提出的文藝家與工農兵的結合，正是同時牽動革命文藝賴以產生的兩方面條件的一條總綱，是解決文藝問題的總樞紐，它一方面關聯著文藝家思想感情的改造，一方面又關聯著文藝創作源泉的獲得。由於這兩方面是在同一過程中緊緊地結合著的，因此，思想感情的變化既不脫離活生生的現實而致架空，生活素材的獲得也因飽和著作者感情而富於生命。

　　可以說，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同時，深入實際鬥爭，與工農兵結合，這是毛澤東同志在當時條件下為無產階級文學找到的一條根本生命線。有了這條生命線，文學就有了最豐富的源泉，永遠不會枯竭，作家個人也有可能從根本上擺脫「江郎才盡」的危險；有了這條生命線，作家才能「把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變成為實際生活裡的馬克思主義」，才能有真正化為血肉的豐富充實的革命思想感情，產生為文學創作所必不可少的強烈的創作衝動，作家的無產階級化也才有了保證。這是《講話》在文藝史上的又一個突出的貢獻。

　　《講話》的再一個重要貢獻，是全面地闡述了文藝與政治的關係，黨的文藝工作與黨的整個工作的關係，從而既總結、肯定了「五四」以來革命文藝的光榮戰鬥傳統，也澄清了文藝界存在著的某些糊塗觀念。中國的革命文藝，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前二十多年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有力地配合了革命的政治鬥爭，發揮了重大的戰鬥作用，正象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那樣：「在『五四』以來的文化戰線上，文學和藝術是一個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對革命有著「偉大貢獻」。

　　但過去在文藝與政治關係的問題上，也曾出現過兩種錯誤的傾向：一種是托洛茨基在二十年代提出的所謂文藝創作是「下意識的過程」、「藝術和政論往往不是一元的」（注：引自托洛茨基1924年5月9日在聯共（布）中央召開的黨的文藝政策討論會上的發言。譯文可參閱魯迅譯的《文藝政策》一書，見《魯迅譯文集》第6卷）、無產階級文藝「決不會存在」（注：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一書的《引言》。該書中譯本作為「未名叢刊」之十三，出版於1928年2月）等荒謬主張，按照這種主張，文藝實際上只能與無產階級政治背道而馳，它曾對中國進步文藝界一些人產生過不好的影響；另一種是對政治作出機械狹窄的理解，並且忽視文藝的特徵，以致把文藝為政治服務只是當成宣傳某項政治措施，或圖解某項具體政策。

　　毛澤東同志既批判了托洛茨基的文藝與政治的二元論，也注意防止和反對了某些簡單化、庸俗化的傾向。毛澤東同志指出：「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這裡揭示的，正是文藝不能脫離政治、必然要為一定的政治服務的客觀規律。文藝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產生並為一定的基礎服務的，但由於它是「更高的即更遠離物質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注：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49頁），要為基礎服務往往需要經過政治做中間環節。政治「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注：《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24頁），「只有經過政治，階級和群眾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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