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新秧歌運動和新歌劇創作(3)

新秧歌運動和新歌劇創作(3)

　　這些劇作，讓頑固堅持老一套的人們當眾出醜，狼鋇不堪；給革新者以讚美和支持。落後的習俗曾經製造過多少人間悲劇，在當時的實際生活中仍然給人們帶來痛苦和不幸。但在根據地，成了生活主人的勞動人民，深信必將逐步戰勝這些陳舊落伍的事物。這類作品大多採取喜劇或者鬧劇的方式，在嘻笑聲中將它們埋葬。歡樂和笑謔，正好加強了劇作鞭撻和嘲諷的力量。農民把新秧歌稱為「鬥爭秧歌」。這些愛恨分明、辛辣有力的作品，尤其顯示出鬥爭的思想鋒芒。

　　取材於部隊生活的秧歌劇（包括後來稱為「廣場歌舞劇」的作品在內），以反映開荒生產和軍民關係的為最多。前者象聯政宣傳隊的《劉順清》（翟強編劇）、《張治國》（荒草、止怡、果剛、其仁集體創作）和《燒炭英雄張德勝》（荒草編劇）等劇，著重歌頌戰士自力更生、克服困難的大無畏精神，和部隊生產的重大意義：「上下幾千年，軍隊的萬萬千，那一支軍隊自己生產，減輕老百姓的負擔？」人民軍隊在生產勞動中表現出來的高揚的戰鬥激情和堅定的勝利信念，給觀眾留下鮮明的印象。它們也是勞動的頌歌。

　　後者象《牛永貴掛彩》（又名《牛永貴受傷》，周而複、蘇一平作），通過敵佔區老鄉冒著生命危險，掩護受傷的八路軍戰士，將他安全送回營地的故事，說明「軍民合作力量大」。全劇情節緊張，形象鮮明，是秧歌劇運動中出現較早的代表作。《大家好》（華純執筆）和《沃老大娘瞅「孩兒」》（胡果剛作劇）表現新老解放區軍愛民、民擁軍的動人事蹟。後一出只有兩個人，主要是老大娘一個人的演唱，卻激蕩著軍民親密無間的熾熱情感。

　　寫於一九四六年的《紅布條》（蘇一平編劇），在這類作品中別具一格。為過路的八路軍號房子的部隊事務員作風生硬，對老鄉不夠尊重。自尊而又心胸比較狹窄的房東老大娘一氣之下，在窯門頂掛上紅布條（表示內有產婦），不讓八路軍住進去。善於團結群眾的斑長帶領戰士，發揚八路軍的愛民傳統，以實際行動感動了老大娘；她又高興地把大家迎了進去。

　　作品正面表現了實際生活中難以完全避免的客觀矛盾，寫到了軍民雙方個別人的缺點，不僅沒有歪曲現實，恰巧由於真實地寫出了衝突的發生和圓滿解決，老大娘的思想變化也處理得自然動人，從而更加有力地揭示「八路軍，老百姓，原來就是一家人」這一生活真理。劇情並不複雜，意義卻很深長；藝術上也緊湊完整。這出秧歌劇，在部隊和群眾中都引起強烈的反響（注：例如高歌在《〈紅布條〉演出經驗》中說：「《紅布條》是我們所有戲劇節目裡面演出次數最多的一個。實在的，在部隊中它是太受歡迎了！」「在群眾中，在機關學校裡，在新解放區也都是同樣受到歡迎的。」柯仲平在第一次文代大會上的發言中，也專門提到「《紅布條》在（解放）戰爭初期起了很大作用」（《把我們的文藝工作提高一步》））。

　　描寫部隊生活的秧歌劇中，稍後還有一些反映部隊內部關係的作品。如《好同志有錯就改》（之華、果剛作）和《兵夫團結》（李之華等作）等，都觸及官兵之間，各部門之間的關係問題。其中以江濤、史超執筆的《兩種作風》寫得較為充分。連長工作積極認真，可是脾氣急躁，動輒斥責處分別人，引起戰士不滿，也影響了團結和工作。指導員堅持說服教育，説明連長改正錯誤，又調動了戰士的積極性，連隊面貌因此大為改觀。它的「故事是部隊常見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悉」，但往往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經過作者的藝術加工，將兩種作風進行鮮明的對照，「看了這劇以後，就可以使大家有一明確的認識」（注：任白戈：《介紹文藝工作團的〈兩種作風〉》）。這樣從現實生活出發，尖銳地提出問題並且解決問題的作品，同樣發揮了革命文藝的思想教育作用。

　　有的秧歌劇，反映了根據地內外的階級鬥爭。農民和地主圍繞著減租發生的衝突，是初期新秧歌運動中好幾個作品都涉及的題材。出現得較遲的《秦洛正》（賀敬之編劇）則描寫中農在土地改革中的動搖，貧雇農戳穿了地主的鬼計，將他團結過來。

　　此外，象《陳家福回家》（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秧歌隊集體創作）描繪兩個在延安過上了美好日子的河南移民，結伴回家鄉接家眷來延安定居。途中被國民黨軍隊抓去，受盡折磨，最後相繼跑回延安。劇本將「地暗天昏」的蔣管區和「清朗朗的太陽照當頭」的邊區作了對比，使人更加珍惜邊區的幸福生活。《徐海水》（又名《徐海水除奸》，翟強編劇），寫到了一場更為嚴重的鬥爭。混入我軍進行瓦解活動的敵特，夥同一個因為受了處分心懷不滿的異己分子，攜槍潛逃；臨走時，還脅迫平素表現落後的戰士徐海水同行。

　　一路上，徐海水目睹他們胡作非為，欺侮老鄉，又知道他們是想投奔日偽。他先是悔恨不迭，後來激於民族氣節和革命責任感，毅然將他們擊斃，自己重返部隊。這兩個劇本，在較為寬廣的社會畫面上和較為複雜的矛盾衝突中，塑造人物形象，注意表現他們的內心活動，藝術上比較豐滿。在《周子山》（原名《慣匪周子山》，水華、王大化、賀敬之、馬可編劇）中，懷著個人動機參加革命的周子山，在嚴峻考驗面前叛變投敵，並受敵人指派在當地長期潛伏下來，進行騷擾破壞活動，經過七八年，終於被人們識破，在他作案時當場捕獲。

　　全劇從一九三五年土地革命寫到一九四三年，戲劇衝突尖銳，從一些側面反映了革命事業開創階段的複雜艱苦的經歷。在當時的新秧歌劇中，它不僅規模最大，所反映的社會歷史內容也最為深廣。以反面形象——革命隊伍的叛徒作為中心人物，顯示的卻是革命潮流不可阻擋，這正是它很大的成功處。

　　這些劇作普遍具有樸素、明快、生氣勃勃的特色，都能較好地保持和發揚秧歌作為農民創造的民間藝術所具有的剛健、清新的長處。許多作品還含有幽默的意味和喜劇的情調。語言生動活潑，有的採用富有節奏和韻律的快板，增加了音樂感。劇情一般都比較簡單，有時只是通過兩三個人物的說唱歌舞，渲染一種紅火的氣氛，勾勒一幅歡樂的畫面，表達一種健康的情趣，卻同樣回蕩著生活的激流。

　　懷著強烈的感情歌唱新的生活和勞動人民，即使對於消極現象的落後分子，也都努力表現他們向積極前進方面轉化——對於生活的充沛熱情和堅定信心，使這些作品具有一股淳樸然而強烈的藝術魅力。秧歌劇本來是一種比較地不受繁瑣僵化的表演程式束縛的戲曲形式，能夠比較容易地用來反映新的生活。有些新秧歌劇，幾乎就是拿舊秧歌的劇本作軀殼來改編，就能表現新主題新內容。這種做法，在群眾創作中相當普遍，如《釘缸》和《小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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