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孫犁、劉白羽的作品及其他短篇小說創作(3)

孫犁、劉白羽的作品及其他短篇小說創作(3)

　　這一時期解放區的短篇小說還有相當部分是反映農村階級鬥爭的，其中主要是寫實行減租減息，鬥爭封建地主。抗日戰爭時期，民族矛盾上升到首要地位，階級矛盾，階級鬥爭也就以十分複雜、十分微妙的狀態進行。王力的《晴天》反映了這一時期農民和地主的鬥爭。作品寫一個叫太平莊的村子，外號「四臭肉」的地主王宏銀過去兇狠地欺壓農民，八路軍工作組來了，經過艱巨的工作，發動群眾進行二五減租，首先鬥倒了地主的走狗毛老道，接著對「四臭肉」進行了堅決鬥爭，終於打垮了地主階級的反動氣焰，農民翻了身，太平莊也晴了天。作品雖存在一般化的缺點，但基本上反映出當時農村階級鬥爭的情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束為的《紅契》也是寫地主階級在減租減息問題上明減暗不減。外號笑面虎的地主胡丙仁，當農民要他減租減息時，他痛快地一口答應；然而不久，他就對農民暗地裡威逼，把地契要回來，照舊收租。區幹部老馬深入瞭解情況，耐心做群眾工作，思想落後的農民苗海其他終於提高了階級覺悟，打消思想顧慮，對地主開展了面對面的鬥爭。菡子的《糾紛》沒有直接寫減租減息，而是寫新四軍所在根據地農民反對封建勢力的故事。從另一角度上反映了農民與封建勢力的鬥爭。寡婦來順子媽和雇農劉二結合了，原來的「老甲長」、一貫欺壓本村農民的地主狗腿子樓志清還想欺侮他們，妄圖利用家族觀念霸佔來順子家的田產。

　　在民主政府支持下，來順子媽終於和劉二正式結了婚，樓志清的威風也受到沉重的打擊。作品雖然沒有寫出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受欺淩的來順子和劉二顯得過於軟弱；但比較具體地寫出了封建勢力在農村的嚴重影響，表現了農民群眾在自己政權支持下怎樣力圖擺脫舊勢力的束縛，而且開始顯示出作者描寫細膩的特點。寫于建國前夕的馬烽的《村仇》是一篇反映農村階級鬥爭比較深刻的作品，它通過舊社會農村常見的兩姓的村仇揭露了地主階級的陰險毒辣。

　　趙莊和田莊的莊稼漢都是受苦人，由於地主的挑撥，利用修水渠製造械鬥事端從中漁利，兩莊結下了深仇。甚至連田鐵柱和趙拴拴這樣從小在一起幹活、後來成了連襟的貧農也成了冤家對頭。解放了，農村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工作團領導兩村聯合鬥爭。在鬥爭中大家認識到結仇的根子是地主老財，階級覺悟得到提高，疙瘩終於解開，於是兩村團結一起鬥倒了共同的階級敵人，田鐵住和趙拴拴也喝下了「和合酒」。《村仇》結構嚴謹，故事性強，人物性格突出，矛盾衝突發展有波有瀾，風格比較明快，有較強的感染力。

　　另外，解放區的短篇小說還有一些是寫農民群眾中先進與保守，新思想與舊思想的矛盾，通過矛盾的解決歌頌了先進，表現了落後的轉化。這樣的矛盾一般都以一家兩代人之間的關係出現，也有專門寫一個落後農民的轉變。寫得較好的如葛洛的《衛生組長》、林漫的《家庭》等。作品中年輕一代（《衛生組長》中的衛生組長，《家庭》中的媳婦）接受新事物較快，堅決聽黨的話，堅信人民政府的領導，敢於移風易俗；老一代由於舊社會的影響，比較落後和保守，但是，經過事實的教育，也終於有了轉變，在新事物面前表示認輸。

　　作者對待落後保守的農民，不是為暴露而暴露他們，對他們不是厭惡歧視，而是滿懷熱情教育他們；同時也是以他們襯托、對比新一代農民的先進：因此，整個作品給人的感覺不是沉悶壓抑，而是活潑明朗。除此以外，王鐵的《摔龍王》，洪林的《李秀蘭》寫部分群眾克服迷信思想和不愛勞動的習慣，也是有一定影響的作品。《摔龍王》的缺點是故事情節比較冗繁，語言也不夠精煉。《李秀蘭》比較凝煉；作品通過主人公的轉變還反映了年輕農民在翻身後應如何正確對待生活的問題。他們有的錯誤認為，翻了身就應該痛痛快快地「樂一樂」，而不象老一代農民看問題那樣深沉清醒。從這一意義上，《李秀蘭》提出的問題還是值得注意的。另外，袁毓明的《由鬼變人》雖然主題比較積極，寫一個大煙鬼二流子的轉變，表現了新社會改造人的傳大力量，作品政治意義較大，但情節提煉不夠，人物轉變也顯得有些簡單。

　　党的幹部作風和幹群關係，也是一些短篇小說表現的一個主題，從這一側面可以見出解放區農村的生活面貌。王若望的《呂站長》、俞林的《老趙下鄉》，寫的都是工作幹部堅持群眾路線，深入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克服困難，開展生產運動和階級鬥爭。呂站長和老趙都不搞形式主義，沒有官僚架子，不生硬貫徹上級指示，隨進隨地根據實際情況開展工作。他們調查研究，善於發現問題，摸透了群眾的心，是好的基層幹部的代表。洪林的《莫忘本》則寫一個出身長工、曾被群眾誇獎為「明晃晃的金豆子」的村幹部，由於工作有成績頁開始驕傲起來，逐漸脫離群眾，並在群眾面前擺起官架子。

　　他有一句話很說明他的問題：「什麼民主不民主，大家都說，就成了亂主了。老百姓天生的奴隸性，不帶點壓迫就辦不成事」。——這實際是中國長期的封建專制思想的殘餘。群眾因此在背後議論他：「孫猴子上了天——忘了自己是那塊石頭裡蹦出來的了」。經過上級和群眾的教育，她反省自己，認識到應該記住一句話：「不要忘了老百姓」，最後在群眾的歡迎下糾正了缺點，洗去了身上的灰塵。這一類作品總的說來雖然藝術加工不夠，顯得有些粗糙，但提出的問題十分重要，對幹部群眾都起了較大的教育作用。

　　反映人民武裝鬥爭，表現農民群眾積極勇敢、大公無私、不怕犧牲地支持和參加革命戰爭，也是這一時期解放區短篇小說創作的一個主要特點，主要傾向。無論在抗日戰爭或解放戰爭時期，武裝鬥爭是革命的最高形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武裝的主力就是農民；不管是在前方後方，農民都是人民戰爭的主要參加者。許多直接描寫革命軍隊生活的作品，從廣義上講，也是反映了農民在革命戰爭中起的重大作用。在這方面，解放區的短篇小說確實是真實地、藝術地反映了這一歷史情況。

　　寫成較早的邵子南的《地雷陣》就是產生了較大影響的作品。邵子南（1916—1955）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就開始寫作了，發表過描寫礦工悲慘生活的短篇《青生》等。《地雷陣》以李勇這一真實人物為主人公，廣泛地寫了晉察冀民兵開展地雷戰把日本侵略者打得焦頭爛額的故事。李勇「憑著他積極、勇敢、心眼靈，學會了使槍使雷」，「各種地雷陣，遊擊戰，蠻子戰，麻雀戰，更是頭頭是道」。經過鑽研，他創造了「大槍和地雷結合」的戰術思想，受到上級黨委和武裝部隊的重視和嘉獎，他越發虛心，不斷摸索，創造各種地雷戰，把敵人打得坐臥不安，神鬼皆驚。李勇成了晉察冀邊區爆破英雄，在他帶頭下全邊區也出現了「千百萬個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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