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史·反壓迫、爭民主的進步文藝運動(2)

反壓迫、爭民主的進步文藝運動(2)

　　一九四五年，是民主運動公開化的一年。這年一、二月間，民主同盟、工商界、婦女界、青年界、文化界接連發表要求民主的宣言。其中，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時局進言》影響最大。《進言》要求召開臨時緊急會議，商討戰時政治綱領，組織戰時全國一致政府，廢除有礙民主實現的各項措施。《進言》提出：「取消一切黨化教育之設施，使學術研究與文化運動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停止特務活動，切實保障人民之身體自由，並釋放一切政治犯及愛國青年」……《進言》說出了廣大文化工作者的心聲，在上面簽名的達三百七十多人。《進言》於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新華日報》發表後，在國統區引起了強烈的反映。

　　國民黨當局為了抵制《進言》的巨大影響，先由文化特務頭子張道藩出馬，強迫個別簽名者登報聲明「並未參加」；再由CC系另擬一篇反動宣言，威逼一些教授簽名，刊登于同年四月重慶偽《中央日報》上。隨著《進言》的發表，國民黨更把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視為眼中釘，便在同年三月底強令解散。一九四五年，「文協」第六屆年會規定五月四日為文藝節。「文協」在《為紀念文藝節公啟》中說：「五四運動的口號，科學和民主，不但開發了那以後的中國人民的光輝的英勇鬥爭潮流，而且依然是今天的中國人民的光輝而英勇的鬥爭方向。」「文協」號召文藝工作者在紀念首屆文藝節的時候，「檢討過去、策勵將來」，發揚「五四」科學和民主的精神，為爭取民族解放、民主自由而貢獻力量（注：《抗戰文藝》第10卷第2、3期，1945年6月）。

　　隨著民主運動的發展，文藝運動匯入了民主運動的洪流，許多民主的集會通過文藝講習會、文藝座談會的方式舉行。很多作家積極投身民主運動，並用自己的作品推動民主運動。茅盾的《清明前後》揭露了官僚資本對民族工業的摧殘，說明民族資產階級只有同人民一起參加民主鬥爭，才能「打斷那把工業拖得半死不活的腳鐐手銬」。政治諷刺詩、諷刺喜劇和戰鬥雜文象一把把犀利的尖刀，刺向國民黨的心臟。連張恨水也寫出了《八十一夢》這類尖銳諷刺國統區黑暗現實的小說。詩人聞一多更因受到黨的教育和革命潮流的激蕩，從書齋生活走到民主運動的前列，熱情地在群眾集會上進行講演或朗誦詩歌。聞一多的道路代表著一部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文藝家在革命轉折時期向左轉傾向。

　　國統區的進步文藝工作者在政治上是堅持抗日、要求民主的，不少人還寫出了比較好的文藝作品。但由於當時國統區的現實是那樣黑暗，罪惡勢力暫時又還那樣強大，周圍氣氛是那樣污濁而令人窒息，在這種困苦環境中，一部分文藝工作者本身也暴露出許多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固有的弱點。表現在創作中，苦悶、彷徨、悲觀、失望的情緒滋長了；回避重大鬥爭而描寫身邊瑣事、愛情糾葛的傾向抬頭了；有的迎合庸俗趣味，採集都市生活的小鏡頭，編織無意義的故事；有的缺乏階級觀點，對國民黨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如此等等。創作上出現的這種內容空虛、情緒低沉的「非政治傾向」，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精神狀態中脆弱、灰色的一面。怎樣改變這種處境，擺脫創作上這類不健康傾向？文藝理論上也有不同的主張：有的強調「人生態度」；有的提倡「主觀戰鬥精神」；有的強調投身現實鬥爭，克服非政治傾向；有的則把問題歸結到注重藝術技巧上去。所有這些問題，在一九四五年前後關於現實主義問題的討論及關於《清明前後》與《芳草天涯》兩個話劇的討論中，幾乎都涉及到了。

　　一九四三年六月和一九四四年三月，在《新華日報》工作的於潮（喬冠華），在《中原》雜誌上發表了《論生活的態度與現實主義》、《方生未死之間》兩篇文章，引起了《新華日報》內部的爭論。於潮說：「我們正是處在方生和未死之間：舊傳統的遺毒還沒有死去，新文化還沒有普遍地生根；我們的任務很簡單，叫未死的快死，叫方生的快生」（注：《方生未死之間》，《中原》第1卷第3期，1944年3月）。如何棄舊迎新呢？于潮認為根本問題在於樹立「一種新的生活態度，一種承認旁人，把人當人，關心旁人的生活態度」；有了這種生活態度，就能「創造出科學的民主的大眾的文化」（注：《論生活的態度與現實主義》，《中原》創刊號，1943年6月）。

　　作者感覺到當時部分知識份子中存在麻木、疲倦、消沉、觀望等不健康的精神狀態，卻對這種現象作了不正確的解釋，提出了不正確的答案。于潮不著重分析造成知識份子「精神危機」的客觀社會原因及知識份子本身存在的弱點，說明只有參加實際政治鬥爭、改造思想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道路，而是把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當作解決問題的鑰匙。一九四五年一月，胡風在他主編的《希望》創刊號上發表了《置身在為民主的鬥爭裡面》一文，他認為作家只有發揮主觀能動作用，「只有從對於血肉的現實人生搏鬥開始，在文藝創作裡面才有可能得到創作力底充沛和思想力底堅強」，才能對「目前氾濫著的，沒有思想力底光芒」的「客觀主義」文藝進行鬥爭。有些文藝工作者不同意胡風的這種觀點，提出批評意見，這就引起了從抗戰後期直至解放戰爭時期關於現實主義與「主觀」問題的論爭。

　　一九四五年還曾因為對於某幾個具體作品的估價問題，展開了關於文藝的政治性與藝術性關係的爭論。有現實政治性很強的作品，然而被認為是沒有藝術性的主觀公式主義；也有被認為是藝術性較高而與現實的政治脫節的作品。為了使文藝工作者認清文藝的政治性與藝術性的關係，周恩來同志領導《新華日報》舉行關於《清明前後》與《芳草天涯》兩個話劇的討論。

　　這次討論中雖也出現過簡單化的傾向，但通過討論，批評了文學創作和評論中的「非政治傾向」，堅持了藝術性與政治性相統一而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原則。周恩來同志非常關懷文藝工作者的健康成長，他一方面嚴肅批評帶有錯誤傾向的文藝作品和理論主張，另一方面又耐心説明犯錯誤的同志認識錯誤、改正錯誤，「他建議文藝界的同志們和朋友們都認真學習毛澤東思想，來檢查自己過去的文藝工作，來改進自己的文藝工作。」（注：何其芳：《回憶周恩來同志》，1978年《文學評論》第1期）

　　抗戰後期，國統區的文藝創作與理論主張，為什麼會出現上述問題呢？除了客觀社會環境的惡劣之外，還應該從作家的主觀方面找出原因：國統區的進步作家們大多數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也屬於被壓迫階級，所以有和勞動人民結合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未經改造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在生活、思想各方面和勞動人民是有距離的。

　　小資產階級經受不住長期的黑暗與苦難生活的熬煎，「就在一方面表現為消極低沉的情緒，另一方面表現為急躁的追求心理。這兩種傾向都表現於文藝創作中，而後一傾向特別表現於文藝理論上面，形成一種『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文藝理論」。（注：茅盾：《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歷史證明，小資產階級文藝思想與無產階級文藝思想具有原則的區別，不進行認真改造，就不可能對文藝運動中產生的問題作出馬克思主義的回答。這就是周恩來同志所以要建議文藝界共同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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