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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凡陀的山歌》等詩歌和雜文、散文(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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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戰勝利後創作政治諷刺詩和政治抒情詩的熱潮中,黃寧嬰(1915—1979)在香港出版了詩集《民主短簡》和長詩《潰退》。詩集《民主短簡》收短詩三十三首,除《憤怒篇》這首抒情詩外,其餘都是以書簡形式出現的政治諷刺詩。這些詩歌內容涉及很廣,從各個不同的側面揭露和抨擊國民黨統治集團在抗戰勝利後變本加厲推行的反共媚外政策。如《給剿共的英雄們》、《給「愛國」的志士們》等篇,用諷刺性反語撻伐了反動派的「巢匪」、「戡亂」。《給剛開過的廣東省參議會》嘲諷統治者玩弄的假民主。 《潰退》是一部近兩千行帶有強烈政治諷刺性的長篇報告詩,描述一九四四年三千日本侵略軍長驅直入我國西南數省,而國民黨數萬軍隊「只顧亡命不打仗」、「轉進又轉進」,大後方一片恐慌和混亂,人民遭受了一場巨大的災難。長詩通過這一「轉進」過程,有力地暴露和諷刺國民黨統治集團的腐朽性,戳穿了國民黨「領導」抗戰的神話。長詩中有風暴描繪、人物速寫以及各種小故事的穿插。詩句採用自由體,但多數詩句押韻,有民歌風味。 由於環境拂逆,詩人同群眾的實際鬥爭往往被隔絕,在國統區難於產生象解放區的詩歌那樣正面歌頌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蹟的長篇敘事詩,但詩人從自己所熟習的生活出發,也寫出了一些優秀的長篇敘事詩。除力揚的《射虎者及其家族》這篇著名的長詩外,玉杲的《大渡河支流》也是一篇富有特色的作品。這篇長詩最初發表於一九四五年七月出版的《文藝雜誌》,隨後出版了單行本。長詩有曲折的故事情節和鮮明的人物形象。故事從貧農的兒子然福和他的情人瓊枝在一個「村莊和田野熟睡了」的黑夜秘密相會開始。第二天然福離開了家鄉,去當了壯丁。瓊枝懷了孕,絕望地等待著「那不可知的災禍的來臨」。 詩歌回敘了瓊枝和然福各自處於壓迫和被壓迫地位的家庭。瓊枝的父親山耳「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一個刻薄寡恩的老頭兒」,殘酷地剝削農民,逼死了然福的父親,拉走了幾乎成為他家唯一財產的牛。山耳同有錢有槍的鄉長胡玉廷有利害衝突,為了緩和衝突,不惜犧牲女兒,把瓊枝許給胡玉廷的兒子,「那數目也計算不清的傻東西」。「第二年桃子花開的時候」,瓊枝被迫嫁到胡家,五個月後生下了孩子,立即被婆婆摔死。瓊枝在封建家庭的摧殘和鄉村輿論壓力下被逼成瘋子,「她飛跑在田野」,「哭叫在田野」。山耳為了挽回名聲,把瓊枝綁回家,「用繩子套著女兒的頸子」,暗中勒死,然後放出空氣說瓊枝「哭著吊死了」。 表面上道貌岸然的山耳,在家裡卻姦污了自己的兒媳婦。封建地主階級的醜惡嘴臉,通過山耳這個形象暴露無遺。長詩最後以山耳在外鄉讀書的兒子認清了「家,污穢的,罪惡的淵藪」同地主家庭決裂作結束。作者通過這個悲劇強烈地控訴了封建地主剝削制度及其虛偽道德的罪惡,正如馮雪峰在《序》中指出:「作品所能給予的暗示,除了革命以外,再沒有別的能夠超脫的路了。」(注:馮雪峰:《〈大渡河支流〉序》)長詩悲劇氣氛濃重,有時用景物加以烘托。在描寫瓊枝的嬰兒被活活摔死,瓊枝萬分悲痛時,詩歌寫道: 風不要來! 老鴉不要叫! 梧桐葉子 不要哭號! 曠野靜靜地 聽這含羞的母親 訴苦吧!訴苦吧!(注:《大渡河支流》第七章) 儘管長詩在思想上藝術上有不足之處,但作者用感情激蕩的詩句不僅描述了一個令人悲憤的故事,而且描繪出一幅富有四川內地地方色采的舊農村畫面,顯示了作者在詩歌創作上的才華。繼這部長詩之後,玉杲在一九四八年又完成長篇敘事詩《人民的村落》。 除以上詩歌作品外,任鈞、方敬、金近、徐遲、蘇金傘等許多詩人在抗戰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也寫了不少詩篇。許多進步報刊陸續發表詩歌作品,顯示了在嚴寒的政治環境中詩歌之花仍然開放。此外,國統區還流傳過不少表現民不聊生的悲慘境況的民間歌謠。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更有反映湘西、黔東南苗族人民起義的敘事長歌轉輾相傳。納西族老歌手和錫典一九四四年參加了抗租鬥爭,被捕入獄,作《獄中歌》,描述麗江文峰寺喇嘛迫使佃戶不得不起而鬥爭的整個過程,具體入微,成為人民口頭創作的重要文獻。 在那些「四處都彌漫著飛揚跋扈的舊時代的陰魂,然而四處也都閃耀著聖潔無私的新時代的晨星」(注:郭沫若:《南京印象》,《沫若文集》第9卷第576頁)的年代,雜文、散文同詩歌一樣及時地配合了當時的民主運動。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抗戰文藝》、《文哨》,在桂林出版的《文藝生活》、《文藝雜誌》,在香港出版的《野草》、《大眾文藝叢刊》、《華商報·副刊》,以及在上海出版的《文聯》、《文匯報·副刊》、《人世間》等許多報刊,登載了大量雜文、散文,運用迂回曲折、聲東擊西的戰術,向黑暗勢力進擊。 郭沫若、茅盾、朱自清、馮雪峰、何其芳、聶紺弩、林默涵等許多作家,都曾以雜文、散文為武器,抨擊「舊時代的陰魂」,迎接「新時代的晨星」。在反動派的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禁錮下,雜文、散文不能不更加隱晦,但思想內容更堅實,筆鋒更犀利,對法西斯主義獨裁統治的憤怒之情溢於言表,而且表露出黎明即將來到的勝利信心。 郭沫若在抗戰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發表的雜文、散文,分別結集為《沸羹集》、《天地玄黃》兩書,出版於一九四八年。這兩部文集中有一部分是文藝評論和學術性論文,而大部分是針對時弊而發的雜感隨筆,密切地配合了當時的現實鬥爭,洋溢著反法西斯主義的戰鬥熱情,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對民主的強烈要求,成為那個時代的剪影。民主戰士李公僕和著名詩人聞一多被反動派暗殺後,進步文藝界和廣大人民掀起了抗議、聲討反動派的怒潮,郭沫若奮筆寫了《讓公朴永遠抱著一個孩子》、《悼聞一多》、《等於打死了林肯和羅斯福》等義正詞嚴的文章,憤怒揭露和控訴反動派的罪惡,熱烈歌頌為人民民主而英勇獻身的戰士。 《沸羹集》和《天地玄黃》兩書中的許多文章,不但氣勢磅礴,而且表達了作者卓越的見解和深邃的洞察力。例如,在《學術工作展望》一文中提出「努力科學的中國化,中國的科學化,以科學的思維和方法來領導中國的一切,盡力爭取中國的民主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作徹底的鬥爭。」(注:郭沫若:《天地玄黃》第356頁)把「五四」時期提倡的「民主」和「科學」精神提到新的思想高度,表現出作者的遠見和卓識。 許多文章運用形象、比喻,對國民黨反動派旁敲側擊,如《啼笑皆是》、《黑與白》、《天地玄黃》等篇。在《天地玄黃》一文中,作者以「天玄而地黃」來比喻那時國民黨統治區混濁的政治局面,指出「療治時代瘧疾的奎寧或阿特布林,便是民主團結與和平建設,要用這藥劑來徹底消除法西斯細菌,天地也才有澄清的希望。」(注:郭沫若:《天地玄黃》第299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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