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43)_徐則臣

四三

　　「那是唱戲。平常人生，吃頓飯一輩子的決定可能就做出來了，哪需要天垂異象。」

　　「初一到現在，」我迅速心算了個數，「二十年。沒動搖過？」

　　她搖搖頭。這算動搖過還是沒動搖過？

　　「咱倆好幾頓飯都吃過了，你做出了啥決定？」

　　「你想讓我做什麼決定？」她低著頭給我倒茶。

　　她細長的白脖子延伸到衣服裡一小片光裸的後背上。我有把手伸過去摸一摸的衝動，為此我用左手抓住右手。「看你的了。」燈光沒有調到最大亮度，粉白中透出毛茸茸的橘黃。地老天荒的靜寂與安詳。

　　「你竟然也學會含蓄了？」她笑起來，又給我倒茶。

　　「臉皮再厚也是有面子的嘛，你就不能讓我裝一裝？」活了四十年我終於發現，真正嚴肅的問題你是沒法嘻嘻哈哈、吊兒郎當地來談的。你不想板著臉都不行，五官和肌肉不答應。

　　「不許催我。有了決定我會給你打電話。」

　　「每天早上請個安也不行？」

　　「不行。」她低著頭說。然後抬頭盯著我看，兩眼裡突然放出站在講臺上時才有的光，「你說，我的高祖父孫過程當年護送的誰？我查了資料，那相機好像是柯達1900年的款。誰把它拆成了空殼？那空殼相機最後又去哪裡了呢？」

　　我攤開兩隻手，等有能力時空穿越再說吧。我也一肚子問號，我那偉大的祖宗平遙公聽上去很有些傳奇，但連一個空殼相機也沒留下來。時間消磨了一切。這才幾十年啊。所以，珍惜現在。這一杯十六年的熟普，是我們倆年齡差距的兩倍，珍惜這杯茶。來，乾杯。如果不出意外，明天在河邊燒過幾刀紙後，我就回北京了。來，乾杯。

　　我們把茶杯端到了眉毛的高度。她的眼裡因為湧出淚水，眼神顯得更有分量。

　　她把我送到防盜門口。隔著防盜門的鐵柵欄，我又問：「請安也不行？」

　　「不行。」

　　回到酒店，前臺轉告我，一位老先生留了封信。我打開信封，半張紙，只有五個字：永思園公墓。

　　第二天上午，我買了一堆火紙、水果和鮮花，手提、肩背、懷抱進了淮海西路的永思園。園林式公墓，亭臺樓閣、小橋流水，花木扶疏，在管理人員的指點下我還是多繞了很多圈。在一片平民化、格式化的墓地裡，找到了謝家的一溜墳墓。按順序排開，最左邊是先祖謝平遙，最右邊是謝仰淳。平遙公的墓可能衣冠塚都算不上，只是個名字。幾十年來天下紛擾，墳墓也不知道遷過多少回，每次丟一兩根骨頭，現在差不多也丟光了。不過那又有什麼關係呢，重要的是「謝平遙」三個字在，我們就知道了源頭和來路，我們也就有了源頭和來路。毫無疑問，把平遙公以降的祖上遷葬這裡，是堂伯謝仰止的功德。為此我對他又生出了些敬重，猶豫要不要推遲一天回京，下午再去周信芳故居碰碰運氣。

　　鮮花和水果供上，我把火紙均勻地分到每一位祖先的墓前，點著。我把祖父和父親想說的話給列祖列宗都說了一遍。我們沒法逢年過節都來給你們燒紙上墳，但敬重和緬懷之心從未放下。真希望運河自濟寧以北從未斷流，我們就可以隨時把想說的話放到運河裡，一句句地讓它們順水漂流，一直漂流到你們身邊。我像在電視臺錄節目一樣，自言自語半天，我的祖先是最忠實的聽眾。說完了，我在謝平遙的墓前蹲下來，想像祖父回憶中那個坐在籐椅裡的胖老頭。祖先是一件遙遠的事。我蹲在遙遠的祖宗跟前抽了一根煙，站起來時，發現旁邊站著一個人。兩列墳墓之外的地方，背著手站著堂伯謝仰止。

　　「伯伯。」

　　堂伯對我點點頭，背著手走過來。我遞給他一根煙，他對我伸出兩個指頭，我又給了他一根。他把兩根都點上，一根自己叼著，一根放到堂叔謝仰淳的墓前。「你叔叔是個煙鬼。」他說。又從褲兜裡摸出一瓶洋河酒，從平遙公開始，每位祖宗的墓前倒了一些，到謝仰淳墓前正好倒光。「別人都好酒。」上墳也需要經驗，我就沒想到給祖宗捎來兩瓶酒。

　　能告訴我祖宗的墓地，人還過來，至少說明他正視了歷史。一輩子揣心裡放不下的事，誰也無權要求他原諒，我說：「謝謝伯伯。」

　　他對我擺擺手，「不想提了。」昨夜休息得不好，他的聲音沙啞不少。他對著祖先的墳墓說，「祖宗們在上，仰止和望和來看你們了。當年平遙先祖沿運河去了北京，今天望和沿運河又回到清江浦，這也是咱們謝家幾代人聚得最全的一次了。大道理仰止也說不了多少，就給列祖列宗唱一段我自己寫的《長河》，就當給祖宗們再奠一杯薄酒了。」

　　開腔嚇我一跳，聽上去完全是周信芳在唱淮海戲。從平遙公的北上到我的南下，堂伯簡明扼要地把清江浦謝家的歷史梳理一遍。幾代人或為事業，或為志趣，或為生計，謝家的經歷竟一直不曾遠離運河左右。我明白堂伯昨夜為什麼沒休息好了，他熬到半夜，把我編進了唱詞裡。

　　除了管理人員，永思園裡只有我們倆，堂伯把聲音徹底放開，蒼涼寬闊，悠遠綿長，整個唱段裡聽得見洪波湧起、濤聲陣陣。唱完了，堂伯拉我一起跪倒在祖先墳墓之間的空地上，行跪拜之禮。

　　離開墓地我們邊走邊說。堂伯跟我提及一件事，他小時候見過祖傳下來的幾冊記事本，全是洋文，不知道是不是平遙公的手跡。「文革」之前捐給了本市某圖書館保存，此舉也是遵平遙公之命。當初構思《長河》時，他去該圖書館查閱，被告知他們找不到這份資料。圖書館半個世紀來遭遇的磨難不比任何一個人少，開開閉閉，被洪水淹過，被大火燒過，被小偷盜過，搬家就四次，早不知道丟哪裡了。堂伯與他們理論，怎麼能如此慢待捐贈的物品呢？工作人員回答，要是早生幾十年就好了，拼了命我也會保護好你們家捐贈的資料，不僅保護好那些珍貴的手稿，順便把一些孤本也給保護下來，可惜的是，我沒法早生幾十年啊，真是遺憾。陰陽怪氣的工作人員把我堂伯氣得鼻歪眼斜，氣也白氣。

　　我誠摯地邀請堂伯方便時去北京，一為做客，二是想把堂伯請進演播廳，錄作《大河譚》的一部分。他不置可否，只是嗯嗯嗯。在十字路口分別前，我到最近一家銀行取了卡裡最後的一萬塊錢現金，五千請堂伯和伯母笑納，另五千請堂伯轉交仰淳嬸嬸。來去匆匆，沒帶禮物，也未及登門拜訪，區區五千，聊表孝心。這也是父親的意思。堂伯堅決不收，最終沒拗過我，裝進了兜裡。

　　回到北京，手機活過來了，從早響到晚。業務的，飯局的，借錢的，要債的，打錯的，騷擾的；前妻和兒子也步步緊逼，以兒子的名義要挾我，已經成了前妻每天一劑的醒神咖啡。當然我也用手機去聯繫業務，去約飯局，去求爺爺告奶奶拉贊助，他媽的，日子的確是不好過了。總的來說，這個現代化的通訊工具基本上沒給我帶來什麼好消息。我想聽的聲音總也不出現，想看的短信遲遲不來，一天、兩天、三天，一周、兩周、三周，我有淡淡的絕望。人到中年，於感情的深入和絕望都有了點分寸。我依然信守「不請安」，答應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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