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愛情(7)_劉靜

七

　　§父母愛情4

　　我的鄉下的堂哥堂姐們，他們對我們家的嚮往是一年四季裸露著的。他們高喊著：「走哇，到三叔家吃大盤子去呀！」沒頭蒼蠅一般，嗡嗡地來，嗡嗡地走。他們沒有明確的目標，也沒有遠一點的打算，他們給什麼吃什麼，給什麼要什麼，不挑剔也不嫌棄。他們最出格的事也就是順手牽羊地塞上一條毛巾圍巾或枕巾，掖走一塊肥皂香皂或一盒帶過濾嘴的好煙。他們基本上沿襲了北方農村收棗的方法，站在棗樹下，抻著脖子舉著頭，掄圓了杆子一陣亂打，能打多少算多少，打下多少是多少。有棗沒棗反正都要打幾杆子。我的初中生的大姐刻薄地說，要不怎麼管他們叫農村老杆呢。老杆，老杆，打棗的老杆子！

　　當年，我的舅舅和姨媽聯手將他們的妹妹我的母親推進我的父親的懷抱的時候，除了他們認為我父親有能力讓他們的妹妹過上豐衣足食的好日子讓他們的妹妹幸福外，恐怕對他們的自身利益也不是沒有考慮的。但他們突出了前者，隱匿了後者，他們做得不留任何痕跡。

　　他們從不像父親那些鄉下親戚那樣，輕裝而來，沉重而去。他們從青島來到我們住的島子上，總是大包小包地帶，臨走反而讓我的母親覺得沒什麼給他們可帶的。島上惟一拿得出手的海產品對青島這個海濱城市來說，似乎也不是太了不起的東西。我們到碼頭上去送他們，對他們帶來的和即將帶走的行李的反差感到吃驚。在他們面前，我們倒像我父親的那些鄉下親戚了，這讓我們有難為情的感覺。

　　但有一點卻被我們長久地忽視了，也就是說忘記了把一件更重要的行李算上。後來我們才懵然醒悟，原來我們是用不著那麼難為情的。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出身不好的舅舅和姨媽，在填各種政審表格時，除了要老老實實填上外逃臺灣的外祖父外，在社會關係一欄裡，他們就毫不客氣當仁不讓地填上我的父親。他們先是鄭重地寫上我父親比較鄉氣的名字，然後再鄭重地寫上黨員，然後再鄭重地寫上中國人民解放軍XXXX部隊政治委員。

　　一個政審表上，能有我父親的胖身體壓著就夠分量了，我父親即便不能給予他們什麼，但也足夠跟我外逃臺灣的外祖父分庭抗禮的了。

　　父親為他們做的好像還不止這些。舅舅家的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姨媽家的兩個女兒，除了舅舅家的二表哥眼睛近視得跟個瞎子似的，其餘的表哥表姐們統統被我父親弄到了部隊，都入黨、提幹、當工農兵大學生去了。這是我父親的那些個鄉下親戚們做夢也不敢想的。

　　舅舅作為父親的大舅哥，他完全可以在我父親面前耍耍大舅子的脾氣，但我舅舅卻不。他從不跟我父親開玩笑，也不說任何出格過頭的話，他總是以一種平緩的沉穩的略帶一點尊重的口吻同我的父親對話。這種尊重，你可以看成是對我父親的，也可以看成是對親人解放軍的。他跟我那父親客氣的彬彬有禮的樣子，搞得他自己很像我父親手下的宣傳處長。

　　我的姨媽真是個好姨媽。她只比我母親大兩歲，卻什麼都能幹，我們兄弟姐妹七個的毛衣毛褲毛背心，棉衣棉褲棉鞋，都出自我們姨媽之手。沒有這個姨媽，我們恐怕要成為路上的凍死骨了。有時我就納悶，姨媽只比我母親大兩歲且比我母親標緻得多，但我母親憑什麼就比姨媽嬌貴得多呢？我們姊妹多次討論過這個問題，很替我們的姨媽打抱不平。我認為還是我的二姐的見解對：咱媽純粹一個自己慣自己！

　　我們家跟我母親在青島的娘家一直保持著良好的相互往來，要是非要挑出點毛病，大概就只有挑我的那個姓歐陽名建的右派姨夫了。

　　姨夫是清華名牌大學生，學的是工程力學，跟我姨媽結婚時是北京某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一九五七年底他從北京卷著鋪蓋灰溜溜地回到了原籍青島，頭上還多了頂右派帽子。

　　我父親並不在意這個連襟頭上的這頂帽子，就像他不太在意我母親的家庭出身一樣。開始我母親還有顧慮，怕再跟姨媽家來往會影響我的父親。我父親說，扯淡！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帽子要給他戴，親戚也要同他走，搞運動不要和走親戚攪和到一塊去。

　　我父親對戴右派帽子的姨夫沒有成見也沒有因此而低看了他，而我的右派姨夫卻對我堂堂的政委父親有一種打心眼裡瞧不起的勁頭。叫我說，就憑他這種不識好歹不知好賴的德行，別說戴右派帽子了，就是戴反革命帽子也不過分！

　　那年，右派姨夫得了肺結核，住了大半年的醫院，結核病灶一得到控制不再傳染了，就被醫院給轟了出去。住在家裡養這種富貴病靠我姨媽那點工資顯然是養不起的，我母親跟父親一商量，他就進島來了。

　　島上沒有任何污染的空氣對他有毛病的肺肯定是有好處的，兩個月下來，他的螳螂一樣的長臉上很快出現了肉絲。這兩個多月的時間，他每天扛著根魚竿到海邊礁石上釣魚去。島上的人們不知他頭上那頂右派帽子，卻都知道他是政委的一擔挑，因而讓他受到了他這一輩子大概都沒受到過的尊重和恭敬，他甚至能夠進入某些拉著偽裝網、有一排排海岸炮的戒嚴的海邊並得到哨兵一個標準的軍禮。開始他還膽戰心驚，後來他竟習以為常了。

　　大概，做人的尊嚴就是在這一段時期被他從地上拾起來的，他又找回了清華大學高才生的感覺。

　　開始，他是試探著糾正我父親嘴裡的白字；後來，他竟對我父親的工作也敢提個建議和意見什麼的了。

　　他一次和我母親閒聊時說，共產黨的官最好當了，批文件時寫寫錯別字，作報告時說說大白話，准成。

　　我母親平時嫌我父親這嫌我父親那的，但她在外人面前卻知道如何維護丈夫的尊嚴。她把正喝著的茶杯很重地放在茶几上，拖著長音問我姨夫，是嗎？那麼共產黨的右派好當嗎？

　　右派姨夫的臉登時就黃了，他穿著厚衣服，若不，我准能看到他後背流下的冷汗。

　　那年夏天，姨媽帶著他們的兩個女兒進島跟右派姨夫團聚。我的兩個表姐長得都很漂亮，是那種明眸暗齒的漂亮。她們還有兩個漂亮的名字，一個叫歐陽安諾，一個叫歐陽安然，我小哥馬上就對這兩個文藝的名字進行了篡改：安屎，安屁，兩個臭烘烘的外號。

　　那天晚飯後我們無事可幹，我們表兄表妹們爬上我家院子裡那棵最老的桃樹上。那桃樹老得只開花不結果了。我們像群居的猴子一樣散落在老桃樹的枝枝杈杈上，開始了我們的海闊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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