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城(96)_朱曉軍

九六

　　到龍港後，他們三兄弟就加入「十萬大軍」跑業務，沒再辦廠。王均豪說，「我們買材料給他們加工，付加工費。」他們從事的業務還是在金鄉時幹的印刷與徽章。

　　1990年，十八歲的王均豪去了長沙。他自豪地說，我是溫州人在長沙辦的第一個辦事處。所謂的辦事處就是租下一室一廳房子。兩位哥哥不去時，他有一間辦公室，一間臥室；哥哥去了，他就睡沙發。週末，在長沙的溫州業務員沒事幹就跑到他那聚會，電飯鍋一插，小龍蝦、泥鰍魚、青菜和豆腐往鍋裡一推。開鍋端上來，兄弟們圍著鍋撈菜，喝兩杯酒，吹吹牛，聊聊生意經。那些人住的是招待所，不像王均豪有自己的空間。

　　「我那裡高朋滿座。」憶當年，王均豪驕傲地說。

　　1991年春節前夕，「高朋」又聚集在王均豪那兒，幾杯酒下肚，有人沮喪地說，我過年回不了家了；有的憂愁地說火車票買不到，連站臺票都不賣了。那時，回家是件大事兒，溫州人腦瓜靈光，有時買不到火車票就買張站臺票上車，到車上再補票。且不說買不到票，就是買到也很遭罪，上車沒座，要從長沙站到金華，那滋味很不好受。實在困急了，趴到椅子背上，躺在那沒有一巴掌寬的地方眯一覺。後來，王均豪學聰明了，上車就鑽到座位底下，把腦袋橫在過道上，隨便別人跨來跨去。到金華了，他們還要坐開往溫州的長途大客，走的是彎彎的山道，山上要是滾下一塊大石頭，把路堵住了，不知要多久才能回到溫州。

　　有時家那邊急等錢用，匯款要好幾天，王均豪他們要帶現金回去。火車站比較亂，還要在火車、汽車上折騰好幾天，怕丟了，他們就坐飛機回去。1990年前，溫州沒有機場，只好飛到福州。到福州後，他們要把錢從皮包裡拿出來，裝進編織袋子。上長途客車後，把皮包放在行李架上，編織袋子扔到座位底下。假如在車上睡著了，皮包丟了沒關係，裡邊不過塞有幾件換洗衣服，小偷以為編織袋子裡邊裝的是土特產，不大會動。

　　一次，王均豪遇到稽查隊查走私，查過皮包後，還要查編織袋。

　　「等一下，我到裡面跟你講。」

　　到裡邊，他給他們看看裡邊的鈔票。他說，在車上要被小偷盯上那麻煩可就大了。

　　王均豪有幾筆錢沒收上來，不能回家過年了。三角債——你欠我，我欠他，他欠你，搞得企業像中了龐統的連環計，被捆在了一起。到了年關，企業會有點兒回款，如不盯在那兒，等過完年人家即便想給你結賬也辦不到。

　　不能回家的很鬱悶，能回家的也鬱悶。

　　「我們自己出點兒錢，包一輛大巴回去吧？」有人說。

　　「我們包一架飛機回去吧，四十來個座，跟大巴差不多。」正巧在長沙的王均瑤說。

　　「你這個牛吹大了，我說包大巴就已經吹牛了，飛機怎麼能包啊？」

　　「怎麼不能包？能包大巴就能包飛機。」

　　兩人杠上了。

　　酒喝完，人散了。王均瑤卻較起了真，第二天和王均豪去了湖南民航局。

　　「我們要包一架飛機。」王均豪跟認識的售票處小薑說。

　　王均豪跟他們混得挺熟，機票買不到時就找他們搞一張預留的。

　　「飛機能包嗎？」小姜被這哥倆搞蒙了。

　　「這哪個部門管，你把我們帶過去。」王均豪說。

　　「你要包飛機？可以，可以，反正我們運力也有。」運輸處長爽快地說。

　　運輸處開會商討一番，遺憾的是長沙到溫州沒開通航線，要開通的話得民航總局批，還要華東局協調，這不是春節前能辦成的。王均豪失望地說，我們把牛皮吹破了。

　　年後，他們哥倆兒還沒忘這件事兒，又跑到民航局問長沙飛溫州的航線。湖南民航局討論來討論去，結論是不飛，理由很簡單，長沙飛往杭州每週兩個航班都坐不滿，你溫州那鳥兒不拉屎的地方能有多少旅客？我們的飛機在機場曬太陽沒事兒，飛虧了就有責任了。

　　「我們包機還不行？」王均豪說。

　　「包機可以。」運輸處長說。

　　均瑤哥倆兒回到辦事處捧著計算器算，票價多少，能坐多少人，賣多少張機票能持平，賣多少能盈利……算到淩晨三點多鐘，把計算器摁沒電了，結果也出來了，可以包機。王均豪說，在長沙看到的杭州人遠沒有溫州人多，一周飛兩個航班應該沒問題。

　　「這能包嗎？他是誰？虧了怎麼辦？」運輸處長把方案遞交到局長辦公會，一位副局長說。

　　「虧了從我們的押金中扣。」運輸處長轉告副局長的擔憂時，王均瑤說。

　　「這回應該沒問題了。」運輸處長說。

　　副局長看一眼王均瑤的介紹信又搖頭了：「這張介紹信連機票都買不了，怎麼能包飛機呢？買機票要縣團級以上單位的介紹信。」

　　他們的介紹信是龍港鎮村辦企業的，他們三兄弟就掛靠在那家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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