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20)

二〇

　　委員顏漢章同志，也是海豐人，精明強幹，一九三〇年林道文同志調走後，即由他接任東江特委書記。肖白榮同志在那裡做青年團的工作。軍事方面當時有個東江紅軍，負責人是古大存和周京文同志。我去的時候，古大存同志不在，只見到了周京文同志，我走後不久，周京文就在作戰中犧牲了。東江紅軍下屬有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三個團，沒有多少人，總共不超過一千人。我到東江時，正值朱、毛的紅四軍打下了梅縣，不久，敵人反擊，紅四軍又退了出來，兩廣軍閥戰爭暫告結束，在加緊向我部署進攻。廣州起義失敗後東江根據地受摧殘的局面還沒有恢復，特委同志又因多次受到省委批評而情緒低落。很明顯，當時東江地區的革命形勢處在很不利的局面。

　　於是我以鼓舞鬥志提高特委勝利信心為重點，進行工作。先是向特委同志說明了形勢。我指出：雖然兩廣戰爭暫趨結束，但軍閥之間矛盾很多，戰爭很快又會爆發的。紅四軍雖然受挫，但沒有離開東江，仍可以互相配合。特委領導的秋收鬥爭還是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對省委批評特委的問題，我也作了解釋，說明省委並沒有全盤否定特委的意思，對他們鬥爭的艱苦和爭取到的成績，省委還是知道的。經過一番工作，特委同志的情緒有所好轉。我又建議他們把三個團的武裝力量合理部署，深入農民群眾之中，以繼續開展秋收鬥爭、發動農民為中心任務，積極進行工作。特委接受了我的意見。臨走之前，對調整組織問題我也提出了意見。顏漢章同志任組織委員，補為特委常委，三個人好商量問題。個別鬧不團結不適合在那裡工作的同志，我建議調回省委學習，另行分配。總之，這次東江之行做了一些工作，但不久紅四軍即撤回贛南，東江的局面由於種種原因，未能發生根本的變化。後來，還是古大存同志長期在東江堅持了艱苦的遊擊戰爭，給了敵人以各種打擊，局面才堅持下來。全國解放前夕，這部分遊擊隊編成東江縱隊，積極策應了我大軍南下的任務。

　　在香港兩年多的地下鬥爭，也是充滿了危險的。我記得李強同志曾到香港架設電臺，不久即被英帝國主義破獲。鄧中夏同志由於叛徒告密而被捕，後來被驅逐出境。我們在香港還先後被捕和犧牲過許多同志。我自己也三次遇到危險。

　　廣州起義失敗後不久，一次我和惲代英同志找葉劍英同志碰頭，談完話後，我們分頭回各自的住處。我回去時，在門口看到我雇請的那位阿姨，正把我的行李搬到樓下，我心裡感到很奇怪，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但警惕性驅使我沒有吭聲。那位阿姨倒是個好人，很機警，看到我，給我使了個眼色，我知道有問題了，就轉身走了，沒有進去。後來得知，因為我把住址寫了一個小紙條給省委秘書長沈寶同，好有事聯繫。有個農民黨員到香港找省委接頭，敵人一直跟蹤到省委，於是省委機關被破獲，我那個寫有住址的小紙條落到了敵人手裡，敵人隨即按紙條到我住處來抓人，恰巧我外出，又在樓下碰到了阿姨。那時敵人已經把與我住在一起的楊劍英同志抓了起來，正在房間裡等候，我要是進去，也就被捕了。

　　楊劍英同志被捕後，因為紙條上不是他的名字，他又會點廣東話，很機警地應付了這次事件。敵人在我的住處沒有搜到什麼東西，只搜到一張南昌起義後的東江地區圖，他就說自己是廣西軍隊的，這張地圖是在東江打仗時留下的，剛來香港，才搬到這個地方，別的什麼也不知道。敵人因為沒有什麼證據，很快就把他放了。以後我們又另搬了一個地方，仍住在一起。楊劍英同志是四川省永川縣人，我到廣東省軍委後，我們就一起共事，相處得很好。這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一九二九年他調到上海中央辦公廳工作，一九三〇年初我離開香港後，他又被派回香港工作，不幸被捕犧牲。

　　又有一次是青年團在一個樓上開會，我也是預定要去參加會議的。當我趕到那裡，正向樓上走的時候，看到一些青年團員正向下走，是敵人把他們抓起來了。怎麼辦？這個時候如果我稍有驚慌猶豫的表情，就會引起敵人的懷疑。我鎮靜了一下，硬著頭皮，大搖大擺地繼續往上走，和敵人擦身而過，敵人反倒沒有問，就脫險了。

　　還有一次是在電車上遇到叛徒。白區工作，最難對付的就是叛徒。因為特務不認識你，遇到危險，機警一些可能擺脫。叛徒認識你，你鎮靜也好，慌張也好，都沒有用。那時的香港，只有一條有軌電車線路，要到那裡去就坐有軌電車。在電車上往往容易碰到叛徒或特務，所以我們做秘密工作很重要的一條，就要學會跳車。這次我在電車上碰到叛徒，他還跟我點頭打招呼，我知道不妙，隨後在電車還沒到站停靠，我就趕緊跳車跑了。好在那時香港電車的門是不關的，只要你有訓練，可以隨時跳車。總算又躲過了一次危險。

　　我們在香港生活也是很困難的，幾乎沒有什麼經濟來源。一九二八年四月在香港我與張瑞華同志結婚。省委規定，夫婦在一起的，男的每月發十五元，女的發七元，此外每月還有三元車費，買一張有軌電車的月票。一共就這二十幾元，吃飯、穿衣、零用都在內。當時，我們雖然對外說是記者或教員，但全是空的，多數人沒有職業掩護。有個夏天，我整季就只有一件白襯衫，晚上洗，白天穿，表面上倒也乾乾淨淨，可誰知道就只一件呀！但是再困難，大家也都咬緊牙關熬過來了。

　　§順直省委

　　一九三〇年初，中央通知，調賀昌、陳複同志和我到順直省委工作，先到上海接受任務。

　　我比賀昌同志早走一步，過春節前離開香港，先到上海。中央的同志對我說，由於發現順直省委書記張慕陶有託派嫌疑，中央決定以調動工作的方式，將張慕陶調回中央，由我和賀昌同志去接替工作。

　　我同張瑞華到天津後，住在日本租界。房東是廣東人，一家洋行的職員，我們相處的關係還好。我當時以記者身份作掩護，有事就說是出去「採訪」。

　　不久，賀昌同志也來到了天津。

　　我們見到張慕陶後，由於組織上的意圖他不知道，即使有懷疑，他也講不出口。所以，沒費什麼力氣，就完成了工作交接。張慕陶就回到中央去了。一九三三年他到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中工作，經柯慶施同志審查後定為託派，開除黨籍。後來，他到了閻錫山那裡積極幫助閻錫山，並從事託派活動。西安事變時，他代表閻錫山來談判聯合抗日的問題，在私人接觸中，要求恢復黨籍，我們沒有理他。後來，在陝南，不知為什麼，被胡宗南槍斃了。

　　新省委由賀昌同志任書記，我任組織部長，陳複同志任宣傳部長。賀昌是位好同志。後來他到了中央根據地，曾擔任過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三軍團政治部主任。紅軍長征後，他被留下來，與陳毅同志一道，堅持贛南遊擊戰爭，在一次突圍戰鬥中不幸犧牲。陳複同志是國民黨元老著名改組派人物陳樹人的兒子。這個同志年輕，很活躍，有能力，經過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來。我離開天津時，他住進了我住過的房子，不久被捕，雖然由他父親出面保了出來，但回到廣州後，還是被國民黨秘密殺害了。

　　在天津期間，聽說彭真同志被捕後，在監獄裡生活很困難。我那時還不認識彭真同志，賀昌認識。他想搞點錢給他。後來搞到些錢，就交由胡仁奎給他送去。胡仁奎，山西人，抗戰期間曾在晉察冀邊區政府工作。

　　那時，天津一帶是閻錫山的勢力範圍，蔣介石系統還沒有發展過來。閻錫山的統治不象國民黨那樣嚴密，對共產黨的情況也不那麼熟悉。同時，晉系的許多舊軍官，江湖義氣的味道很濃，我們的同志被捕了，往往在法庭上表現頑強、堅決、不供任何人，他就說你這個人講義氣，有骨頭，反而寬一些；相反，骨頭軟，供出材料，咬了人，他說這種人不夠朋友，不仁不義，量刑倒重。好幾個案子都有這種情況。我在天津沒有遇到什麼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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