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82)

八二

　　閻錫山鬧磨擦遭到慘敗之後，蔣介石仍不死心。一九四〇年初，又命令朱懷冰向晉東南根據地進攻。晉察冀軍區根據中央和八路軍總部的命令，派出部隊參加了討伐朱懷冰的戰役。

　　赴晉東南的部隊，是由一分區一團、四分區五團和冀中警備旅組成的，稱為「南下支隊」。由陳正湘同志任支隊司令員，劉道生同志任支隊政委。晉東南遇到的情況，比我們這裡更為複雜一些，面臨的國民黨部隊更多一些，山西、山東、河南的國民黨部隊，都在那裡製造磨擦。這種磨擦與反磨擦的鬥爭，在那裡一天也沒停止過。朱懷冰進攻晉東南的時候，氣焰囂張得很，作戰時居然有日本飛機配合。晉冀魯豫部隊，同時應付幾個方面的頑軍和日偽軍，兵力被迫分得散一點，立時集中起來打朱懷冰，還有不少困難。總部要求我們支援一部分兵力，共同把朱懷冰解決掉。因為我自被留在五台以來，還沒到總部去過，也有些事情要去彙報。呂正操同志也想到總部看看，我們就越這個機會，與支援部隊一起去了。出發的時候，羅瑞卿同志帶著抗大總校要到晉東南去，我們就一起同行。

　　我們趁著黑夜在井陘東邊穿過了正太路，經昔陽、和順、遼縣，到達一二九師師部所在地黎城。冀中警備旅沒有到冀西來，他們由平漢線直接插了過去。

　　到黎城的時候，見到了朱德、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等同志。聽到晉察冀部隊來了，他們非常高興。

　　左權同志是打朱懷冰的前敵指揮，帶著部隊到南邊去了。打垮了朱懷冰，我才見到了他。

　　在黎城的桐峪鎮，朱德和彭德懷同志召集我們開會，研究了對朱懷冰的這一仗怎麼打的問題。朱德同志不久就離開普東南回延安去了。

　　我沒有隨南下支隊到前線，在武鄉縣王家峪住了一段時間，向總部彙報了晉察冀根據地創立和建設過程中的一些問題，也向總部的同志們介紹了我們的一些作法和感受。我介紹的東西，主要是根據地建設上的一些體會。

　　晉察冀軍區南下支隊，由陳正湘和劉道生同志率領，配屬一二九師陳錫聯同志那個旅，在晉東南的山西、河北省交界地區，同朱懷冰打了一仗。參戰部隊迂回到朱懷冰軍部的後面，一個攻擊，殲滅了他的三個師。朱懷冰的部隊被打了個落花流水，他的參謀長和司令部人員，都被我們俘虜了。只有朱懷冰本人漏網逃往日軍的駐地邯鄲，由那裡坐火車逃回重慶。後來死在重慶。

　　在消滅朱懷冰的同時，由程子華同志率領冀中部隊幾個團，與宋任窮同志率領的晉冀魯豫部隊，在冀南地區反擊了石友三等人的磨擦挑釁，給了他們以沉重的打擊。

　　當國民黨反共頑固派製造武裝磨擦的時候，潛藏在邊區內地的反共勢力也有所抬頭。他們製造謠言，進行破壞，反對減租減息，向貧苦農民反攻倒算，企圖裡應外合，破壞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設。對此，我們及時採取了相應的措施，與他們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廣泛地發動群眾，揭露和檢舉他們的罪行。一九四〇年一月底到二月初，由邊區各群眾團體發起，從山地到平原，掀起了「反投降、反倒退」的群眾運動。邊區內地的反共頑固分子，到處受到聲討譴責。對其中確有通敵證據的反共頑固分子，按照邊區政府頒發的懲治漢奸條例，依據罪行輕重給予應有的懲處。

　　反磨擦鬥爭的勝利，消除了國民黨反共頑固派武裝挑釁、製造磨擦的禍患，提高了邊區群眾堅持敵後抗戰的信心。

　　經過這場反磨擦鬥爭，根據地軍民比較能集中精力對日本侵略軍作戰了。

　　※第十三章　晉察冀根據地的建設

　　§政策是重要保證

　　五台受命之後，一開始，我們就十分重視黨的政策問題，把它看作是創建敵後根據地的重要保證。根據黨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我們在晉察冀地區逐步制定了各項適應具體情況的政策和法令。

　　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設，需要有党的堅強領導，有強有力的主力部隊和人數眾多的地方部隊與人民武裝，這是根據地得以鞏固和擴大的根本保證。而要實現党的正確領導，就必須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制定和執行一系列正確的政策、法令。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建設，決不只是抗日的問題，也不單純是一個武裝鬥爭的問題，它包括著民主政治的建設，政權機構的改革，經濟政策的規劃，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等各個方面的內容。它既是對一個舊社會的改造，又是對一個新社會的開創，具有建設新民主主義新中國雛型這樣一個廣泛而深刻的性質。

　　在醞釀和討論制定政策的過程中，我考慮最多的是，怎樣才能做到既有利於發動廣大群眾，又有利於發展統一戰線，團結上層愛國人士，共同抗日的問題。

　　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戰爭，而最基本的力量又是農民群眾。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擺正兩個方面的關係：一方面要十分注意鞏固和擴大抗日統一戰線，另方面又要注意改善農民群眾的生活。如果只講統一戰線，不關心農民群眾生活的改善，就會出現「右」的錯誤，貧苦農民連起碼的吃飯問題都無法保證，就談不上發動群眾，統一戰線也就無法擴大和鞏固。另一方面，只講改善農民的生活，忽略了全民族戰爭的性質，又會導致「左的錯誤，不能團結各階層人們一道抗日，無形中也削弱了抗日的力量。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是有過沉痛教訓的。那時，由於王明路線「左」的干擾，曾搞過「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地主不分田」，還不等於消滅了地主？「富農分壞田」，實際上也把富農搞掉了。到後來，有些地方更進了一步，搞什麼「肉體上消滅地主，經濟上消滅富農」，把地主、富農趕到了根據地界外，給自己築了一道長城。這道長城不是保護我們的，而是孤立了自己，保護了敵人，使我們吃了大虧。

　　抗戰爆發以後，雖然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一再強調鬥爭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社會基礎不同了，要適應新的歷史條件，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各階層團結起來共同抗日。但是，我們有些同志的頭腦裡，依舊對「左」的一套烙印很深。談到發動群眾，他們就想起了在根據地打土豪的那套辦法，仍然想按老路子走。我們剛留在五台，還沒到阜平的時候，個別地方已經發生「打土豪」的事。我得知消息，立刻制止。我說，絕對不能這樣做。不認識鬥爭任務的變化，盲目地亂打土豪，就削弱了我們的社會基礎，擴大了敵人的力量，是要吃大虧的。當時，我有一個基本的想法，不管你地主也好，富農也好，只要你願意抗日，我們就不動你，還要團結你。不能把他們推到敵人那邊去。

　　那麼，農民群眾的生活要不要改善呢？是不是為了怕得罪地主、富農，就置農民的痛苦于不顧呢？當然不能這樣，基本群眾的生活必須得到改善。我們是共產黨人，是為最大多數人民群眾謀利益的，如果根據地的一切都還是老樣子，聽任封建勢力對農民進行殘酷剝削，那我們就喪失了立場，而且，根據地也根本發展不起來，存在不下去，因為它沒有最廣大群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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