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151)

一五一

　　民用科研方面，這幾年除了密切配合軍工攻關以外，還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大批科研成果，也配合工業部門研製出許多高精尖設備。如各種電子計算機、電子顯微鏡、射電望遠鏡、高速照相機、能精確授時的氨分子鐘、一萬二千五百噸的自由鍛造水壓機、三十萬瓩雙水內冷發電機，還有各種新型原材料、電子元器件、精密機床和儀器儀錶、新冶煉技術、礦產資源的調查和綜合利用等項目。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國已經有能力自行設計建造象攀枝花鋼鐵基地、第二汽車製造廠、成昆鐵路、萬噸級遠洋輪、大型煤礦、大型水電站、火電站、重型機械廠等工廠礦山及其成套設備。

　　農業方面完成了全國耕地土壤普查，改良土壤和各種合理施肥的試驗，病蟲害的防治，改良品種和增產試驗，治沙、治堿措施試驗等許多科研項目。對黃河、長江、黃淮海平原等特定地域的開發，制定了治理規劃，進行了資源調查等。基礎理論研究方面，在數論、計算數學、基本粒子、核物理、化學、射電天文學、地學、生物學等領域，都做出了一些受到國際科技界重視，水平比較先進的成果，比如生物學方面，一九六五年我國在世界上第一個人工全合成牛胰島素，為祖國爭得了榮譽。

　　大批軍用和民用科研成果的不斷湧現，說明我們所走的道路是正確的。這是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廣大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和各行各業支援科研攻關的結果。但這些經驗，只是在當時特定的條件下取得的。今天條件變了，當然只能採用那些現在仍然適用的經驗，要研究新情況、新問題，總結新經驗，決不能死搬硬套、墨守成規。

　　回顧那十年的科研工作，我們也有若干較大的失誤和缺點：如大躍進中的浮誇風和高指標；由於認識上的不一致而不斷出現的分散主義現象；在強調群眾運動的時候，有時違背科研工作的規律；科研體制因長期爭論不休影響體制的穩定；知識分子政策經常受到這樣那樣的衝擊，等等。這些失誤和缺點都影響了我們科學研究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今天仍然值得我們注意。

　　從一九六六年下半年開始，進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時期，林彪、「四人幫」對科研工作進行了嚴重的破壞。廣大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科研骨幹）和領導幹部遭受迫害，科研秩序被打亂，設備遭破壞，科研規劃和計劃被迫中斷，使我們白白地喪失了許多寶貴時間，同世界先進科學水平已經縮小了的差距又擴大了，實在令人痛心。更有甚者，林彪、「四人幫」為了他們的陰謀需要，竟故意推遲一些已經成功的項目，如人造地球衛星，早於一九六八年春天，我們就完成了一切發射準備，但他們製造藉口，硬是推遲到一九七〇年才發射，然後就吹噓，這是所謂「中央文革」正確領導所取得的勝利成果。粉碎了「四人幫」，十年動亂結束，為科研工作重新走上正軌鋪平了道路。在新的歷史時期，我衷心祝願廣大科學工作者，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為祖國四化建設的美好事業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第二十五章　關於林彪的幾個問題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我國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林彪為了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妄圖謀害毛澤東同志，陰謀敗露，駕機叛國，折戟沉沙，葬身在溫都爾汗。

　　知道事件真相的同志，大多在想，象林彪這樣一個「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又是從大革命時期就來到革命隊伍裡的人，怎麼會走上這條罪惡之路呢？這確實是個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

　　任何事情的發展，都有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要認清林彪的本質，也必須聯繫他過去的歷史，還他以歷史的真實面目，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而在當時，不僅絕大部分青年人和中年人不清楚林彪的歷史真相，即便是參加過紅軍的老同志，知道林彪真實歷史的也為數不多。有鑑於此，林彪事件發生後不久，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確定，從九月二十六日起，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老同志座談會。先後參加會議的有：李富春（主持會議）、陳毅、徐向前、鄧穎超、蔡暢、王震、張鼎丞、張雲逸、鄧子恢、曾山等十多位老同志。會議開了二十多天，系統地揭露了林彪歷史上的種種問題，分析了他的醜惡本質。我和林彪幾經共事，就所知道的情況，在會上也作了幾次發言。這次老同志座談會，對幫助人們認清林彪的本質，起了良好的作用。

　　§戰爭年代林彪的問題

　　我認識林彪，最早是在大革命時期的黃埔軍校。他當時是第四期學生，學習上比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躍，我同他沒有多少接觸，印象不深。林彪到葉挺獨立團不久，就參加了南昌起義，以後又隨朱德、陳毅同志率領的起義軍到達井岡山，並先後擔任過連長、營長、團長，直至紅四軍軍長。

　　據朱德、陳毅、肖克、曾山、鄧子恢等老同志談，這一時期林彪就有許多嚴重錯誤。他獨斷專行，排擠同級政工幹部，當連長時看不起營長，當營長時又反對團長。南昌起義失敗後，起義軍轉戰到湘南大餘，他動搖離隊，只是由於不認識路，才不得不折回部隊。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環境困難時，他多次要求離開主力去打遊擊，甚至提出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問題。毛澤東同志一九三〇年一月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就是為批駁林彪的悲觀動搖而寫給林彪的一封覆信。在作戰時，林彪又經常不顧大局，不服從命令，擅自行動，置別人的安危於不顧。他當團長時的團黨代表何挺穎同志，就是在一次戰鬥中負傷後，林彪扔下他不管而犧牲的。

　　在戰爭年代，我同林彪先後共事三次：第一次是紅軍時期，前後達四年之久；第二次是抗日戰爭初期，只有約兩個月的時間；第三次是進行平津戰役的時候，也只有兩個來月。

　　三次共事合起來雖然不到五年的時間，但卻也貫串了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三個歷史階段。嚴酷的鬥爭考驗，使我初步認識了林彪其人。

　　我對林彪是有個認識過程的。開始接觸，我覺得他比較年青，世故不多，但不久就發現林彪有非常濃厚的個人主義。他不認為紅軍的勝利是毛澤東同志的戰略戰術指導和紅軍廣大指戰員流血犧牲的結果，往往誇大自己的作用，把榮譽都記在自己的功勞簿上。我剛到一軍團，就發現他口袋裡經常帶著一個小本子，上面記的盡是些歷次戰鬥的殲敵和繳獲的數目字。有一次，還碰到他向機要科的同志要第三次反「圍剿」殲敵多少的統計數字，又記到了他的小本子上。他那種沾沾自喜的樣子，給我留下了不良印象。

　　此後，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兩年半多的征戰中，我一方面看到他打仗還行，有時候有股子猛勁，有時候對戰術問題也肯動腦筋。另一方面，也發現了他品質上有重大毛病，前面我在回憶錄中已經說過了，如在漳浦籌款時違反政策，發表《論短促突擊》的文章，搞政治投機。這些都引起了我對他政治品質的警惕。但林彪當時才二十七歲，性格基本上是內向的，平時不大講話，與他推心置腹地交換意見很困難；又是處在第五次反「圍剿」環境特別困難的時期，黨內領導層的鬥爭情況也很複雜。團結對敵，度過難關，這是大局。所以我沒有再從壞處去想他，也沒有同他交換意見。

　　在艱險異常的兩萬五千里長征中，林彪政治品質上嚴重的個人主義，自以為是，只顧自己，不顧大局，目無組織紀律，在大是大非面前投機動搖等問題進一步暴露，我不得不同他進行了必要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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