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與迷醉(0)_學達書庫

1969年的鄉村物語

　　■杜霞

　　在2006年的歲末，想像1969——四十年前的那個冬季，對於我這個生於70年代、且沒有農村生活體驗的人來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說不容易，並不是說我缺乏有關那個年代的常識和判斷，恰恰相反，關於那段歷史，過往的閱讀經驗已為我們建立起一套相當完備的話語譜系，那些語詞血淚凝聚又擲地有聲，指涉著宏大深刻的種種，憑藉著它們，我們很輕易地就為同類作品找到一個穩妥的座標。但是我知道何玉茹不會這麼省事，她從來都不是一個省事的作家，當高中畢業返鄉的十八歲青年李三定帶著他的憂傷與迷醉出現在1969年臘月裡的殺豬場上時，我知道我關於歷史的想像將面臨新的挑戰。

　　「這是1969年的冬天。這年冬天全國有三百萬名李三定這樣的中學生離開學校來到了農村。不同的，也許只是李三定的農村生活是從他的老家李家營，看老麥殺豬開始的。」——由「1969」這樣一個普泛、堅硬，具有明確意識形態指向的時間刻度下滑，何玉茹為她的主人公建立起一個隻屬於他自己的意義世界——從「看老麥殺豬開始」的農村生活。

　　一部從「看老麥殺豬」開始的長篇，已確保了它與時下那些所謂「史詩」的有效間離。何玉茹沒有輕易地被我們觀念裡的那個「歷史」拽走，她深知生活自有它的理數和主張。這裡沒有我們所期待的故事與衝突，沒有複雜的情節推演，就像日本導演岩井俊二的《四月物語》，只是用散文的調子細細打磨著一個少女暗戀的情懷，

　　《冬季與迷醉》依然延續著何玉茹對「小事」的關注，但這一次，她開始把目光更多地投注到了「物」上，用工筆細繪賦予了那些「小事」更多毛茸茸的質感，為我們呈現出了一部1969年的中國鄉村「物語」。在有關農事生產、風物年俗的娓娓訴說中，有著一種對於人間煙火的溫暖的感懷。作者有足夠的勇氣和才情讓她的小說真正變成「小」的言說，「小」到讓1969年的風雲氣象潛伏在殺豬場雪亮的刀刃上，彌漫在灶間一籠籠粉蒸肉的水氣裡。小說開篇的「磨刀霍霍向豬羊」，讓我們在看似漫不經心的日常生活場景中，窺見到了鄉村權力政治的刀光劍影。

　　但長久以來，我們的歷史和文化拒絕「小事」。「小事」意味著個人、瑣碎、經驗、沉溺，有著偏離航道的危險和某種隱秘的顛覆力量。在熱火朝天的「抓革命、促生產」中，在你死我活的文攻武鬥中，迷戀小事的李三定註定成為了他的學校、村莊和家庭的「異類」。投匕首、挑竹棍、看殺豬、做扣肉……我們不無憂傷地看著這個年輕人如何樂此不疲地享受著「小事」的快樂，又如何艱難地承擔著迷戀「小事」的後果。套用時下一個最流行的語詞，鬱悶，對，是鬱悶，在1969年的冬天，在大家都習慣了不作主張，習慣了把自己的思想交給集體和黨的時候，這個叫李三定的年輕人卻居然不合時宜地鬱悶了。他覺得自個兒仿佛一隻被人抽打的陀螺，而且，更讓人無奈的是，「生活不止是日子這一層，日子上邊還有一層，那就是政府和政策，上邊那層有時候和下邊相安無事，有時候，卻是能把下邊這層翻個個兒的。」於是就有了臘月十六大隊喇叭裡忽然公佈的「挖土墊沙」的通知，不僅擱淺了李三定做豬肉的快樂，還把他引向了另一重迷醉——蔣寡婦的身體。

　　但現實對意志的背叛、身體對精神的背叛，給主體帶來的，卻是更深刻意義上的逃離。也許成長就意味著一次次的背叛與逃離，「生活」的覺悟需要「在別處」獲得。城鄉突圍一直是何玉茹創作中潛在的主題，但她筆下的鄉村，已逐漸脫離了傳統的鄉土資源背景，而葆有了更加個人化的色彩，它常常和另外一些心靈母題，譬如青春、理想、成長，愛情……相糾纏相生髮，那些縝密的心思，那些從泥土裡升騰起來的渴念，總是永不疲憊地向著一個叫「城市」的地方奔突——儘管他們也由此而承受著更多的匱乏與沉重。但這一次，在山重水複之後，何玉茹卻讓她筆下的年輕人來到了一個更偏僻的所在——豆腐村，這個小小的村落，以它的恬淡、自然、無為而治，不僅成全了心靈手巧、同樣鍾情於「小事」的姑姑，也帶給了李三定一個圓融純淨的童年。在跟姑父學習木匠活兒的過程中，李三定重又體會到了身心合一的快樂和自由，生命至此，有了柳暗花明的驚喜：「李三定還從沒有這樣細緻、深刻地感受過自個兒的身體，也從不知道，拉鋸這種活計，還能像舞蹈一樣地充滿靈動，像舞蹈一樣地富有節奏，像舞蹈一樣地將一整個身體展示得淋漓盡致。看到對面的姑夫，他就看到自個兒了，姑夫就如同一面鏡子，他愈照就愈受著鼓舞，愈照就愈沉浸其中，仿佛世上，只剩了這鏡子了，只剩了鏡子裡的自個兒了。天啊，這感覺真好，多麼好啊！」——這是年輕的心靈對自我的尋找和確認。如果說蔣寡婦從身體上開啟了李三定，那麼姑父則作為一個想像性、替代性的父親形象，幫助他從精神上完成了一個男孩子的成人禮。

　　經歷了幾重迷醉的李三定，終於能夠不急不躁、不卑不亢地從容走在人前了。1969年發生了很多事，但沒有人知道，有一個男孩子，在這個冬天裡，悄悄完成了心靈的成長與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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