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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海龜土鼈 (1997年9月) 1.王曉野是留學歸來的「海龜」,與此對應,張北淩便成了「土鼈」,他是北大的博士,從未留洋,典型土生土長的「鱉」,但這「龜」和「鱉」卻一直氣味相投。所以王曉野和張北淩的每次相遇都被他們自己做成了一場精神盛宴。 王曉野以為,人們可以信奉同一個宗教,但卻彼此打得一塌糊塗,因為人對教主和經典的理解大相徑庭,故為此大打出手,於是同一宗教內也可派系林立,東西方的宗教皆如是。但兩個活在不同宗教和文化系統的人,只要對真理悟到一定境界,卻可以談笑甚歡,惺惺相惜。因為真理是相通的,天下的悟道之人悟到的是同一個真理,而真理也一定是開放、圓融的。真理一旦被狹隘地宗教化、儀式化,便封閉了自己,紛爭便開始,戰爭亦由此而起。 「咱們是不是別談中國的股市算了,越談越憋火。少點匡濟天下,多點獨善其身,日子更好過。比如我吃素,搞定自己就行了,一想到每天在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我就偷著樂。」王曉野說。 「實際上我受你影響,平時已經以吃素為主。人們以為你吃素是因為受國外影響太大,可海歸裡頭也沒幾個吃素的,你根本就是個異類!唉!順便問問,目前回國的海歸越來越多,你怎麼看?」 「這說明中國開始步入雜交、優化的良性迴圈。出國的人想折騰的就會回來,甘於舒適生活的人就不願回,通常男人比女人更願意回,因為女人更喜歡舒適。也有些人在出國前已被折磨得傷痕累累,根本不願回來。不過即使不回來的人對祖國也有貢獻!至少為國內同事騰出了房子和職稱,省了為此明爭暗鬥!」 張北淩說,「早期出國的人,幾個不被祖國折騰得死去活來?記得有句話特逗,面對死不放人的單位領導,人乾脆放下一切尊嚴說:頭兒,您就只當我是個屁,把我放出去算了!」倆人都樂了! 王曉野接著說,「在紐約工作時,我的英國老闆查理斯問我對美國的感受。我說美國好像是上帝特選了讓各國人來開眼和避難的,其憲法就是中國人崇尚的中庸之道的絕妙體現,『綱舉目張』裡的『綱』舉了,『目』自然張。不過美國的公路鋪完了,電話裝完了,政體和民生都很穩定,總之該辦的事都辦得差不多了,和我沒太大關係。中國卻正相反,到處都在修公路、蓋房子、裝電話、搞改革,全國就像個大工地,我怎麼覺得那兒的事樣樣都和我有關係啊?」 「你怎麼沒跟他說,那兒掙錢的機會也多多了,而且你滿口洋文也顯得牛逼多了!中國人就崇洋媚外啊!」張北淩故意逗他。 「查理斯一聽真來了神!那時香港因為九七回歸而導致股市大跌,可公司在香港有個合資企業,港方股東因為對九七回歸毫無信心而決定撤資。所以公司面臨三種選擇:跟著一起撤、或者再找一個股東,或買下對方的股份。」 「那你給公司的結論呢?」張北淩問。 「當然是買下對方的股份。我不僅理論上如此認為,而且身體力行地要求離開美國,馬上到香港工作!」 張北淩說,「我還想到美國去看看呢!最好在那兒工作幾年。而你們卻一個個都回來了。」 「可這一點兒也不矛盾啊!沒去的接著去,去了的回來,互通有無才正常嘛!就跟那沒結婚的在忙結婚,結了婚的忙離婚一樣。人不就忙這麼點事兒嗎!」王曉野笑著說,「順便問一下,聽說你們北大要搞百年校慶,那你覺得北大該慶賀什麼?」 張北淩苦笑著說,「不是說愛國主義麼?據說這就是北大的傳統。現在北大早就與時俱進,不僅是名牌大學,而且是一個以行政和後勤為主導的政府單位!但願蔡元培時代的香火還沒完全斷掉。至少我還算個北大的種吧!你看我是不是還有點批判精神?」 「可你又有多少批判的自由呢?」王曉野說,「說到自由,其前提肯定是獨立思考。可我們一生所受的教育,是無窮盡的背誦、考試和服從,所以我早已習慣了思想陽痿!法國那麼自由,可薩特還說:我們和學校的惟一關係,就是砸爛它!但從另一方面看,我們也挺幸福的,因為我們自以為拿到文憑就成了知識份子。」 「這得看如何定義知識份子。依我看,只要失去了獨立批判和創造精神,便不再是真正的知識份子,頂多只是個知識工匠,在市場上倒買倒賣道聼塗説的觀念,用學到的技能謀生而已。如果只顧謀生而不追求真理,還能叫知識份子嗎?比如在某一領域拼命考試,學一種老百姓不明白的規則,便成了所謂專業人士。我們現在幹的就是這檔子營生?」張北淩又開始尖刻。 「問題是,不這麼幹就沒飯吃啊!法國人班達好像對知識份子的定義表達得更有意思,他的大意是,知識份子在本質上不追求實用目的,只在藝術、科學或形而上的領域中尋找樂趣。簡而言之,就是在務虛中找樂。可我一天到晚都在拼命務實,看來只能掙到知識匠人的那點實惠了。怪不得我怎麼折騰也不快樂,肉欲的快樂趕不上女人,形而上的快樂又趕不上藝術家,更趕不上古人,咱們連追逐快樂的時間都沒了,只剩下壓抑自己和壓抑別人的單調重複了,還美其名曰:務實!」王曉野開始自嘲。 「你要不是銀行家,倒挺像知識份子。薩依德就把知識份子劃分為『流亡者,邊緣人,業餘者,對權勢說真話的人。』你業餘夠格,可惜不夠邊緣,因為你畢竟是商人,商人是天生的妥協主義者,其利益永遠大於原則,而知識份子以追求真理為惟一目標,是永遠的反對者,甚至不惜為反對而反對。」張北淩在思辨上殘忍的風格依舊。 「有意思!怎麼聽起來像陰陽之道啊!陰陽因彼此對立才有意義,而且處於動態的平衡,如同生死一樣。不過按照薩依德的定義,商人想當知識份子是沒戲了,哪怕『儒商』也沒戲,因為他們的角色首先是商人,首先要獲利。」 張北淩笑著說,「咱們倆一個從商,一個從政,都不敢對權勢反抗,看來都沒戲,還是趁早拋棄當知識份子的幻覺為妙!」 「所以真正的知識份子在中國畢竟是少數。不過,如果知識份子是唱反調的主角,咱們是否可以當個知識份子的票友呢?唱反調的人在中國太孤獨了,得有人捧場、起哄、喝彩呀!」王曉野激動地說。 「唉!這詞不錯,知識份子的票友!哪怕是熱心的觀眾也好啊!你看京劇為什麼衰敗?因為那角兒、那票友和觀眾都沒了,互動不起來啊!不過論起自由,你還是比我強多了!我在機關裡只要一獨立思考就有麻煩。人云亦云我也試過,可我的基因好像與此不相容。有幾個哥們後來實在無法忍受機關,就先後下海經商去了,所以我連神侃的物件都不多了,多慘!而你呢,至少可以自由出入美國,所獲的資訊比我們土鼈豐富得多!」 「說到美國,我倒想問你,為什麼許多中國人那麼恨美國,但同時又那麼嚮往美國!這種『美國情結』是如何形成的呢?」 「也許是資訊不對稱的結果,而這又與宣傳有關,但本質上還是因為意識形態的差異。你看日本是美國二戰的仇敵,而中國是美國的盟友,套句俗話,中美有『用鮮血凝成的友誼』。可戰後美國寧願與其仇敵結盟來對抗中國。說穿了,美國固然恨日本,但它更加痛恨共產主義,這是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分歧。所以它不斷批評中國,我們就說它干涉內政。當年為支持中國的抗戰,美國在中國犧牲了幾千名飛行員,並擊落了幾千架日本飛機,擊斃了六萬多名日軍,不少中國人為了營救美國飛行員也獻出了生命,這真是用鮮血凝成的友誼。如果拋開意識形態的爭議,中美一直很友好。美國投資創辦的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協和醫科大學等機構對中國的貢獻是可想而知的。」 王曉野笑曰,「這麼說中國最牛逼的清華、北大、協和等幾所大學都有美國人的貢獻咯?因為連北大也是美國教會辦的燕京大學和老北大合併而成的,現在的北大校園實際上是燕京大學的。如果把北京的輔仁大學和美國在全國各地辦的大中小學和醫院都算上,會發現美國人幹的全是希望工程啊!」 「但也有人說這是文化侵略,美國的自由、民主、法制這些東西不符合中國國情。所以我們還是要相信朝鮮和越南這些老朋友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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