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八十(20)_學達書庫

黃永玉先生答《時代週刊》記者問（1）

　　記：您在香港待了多少年？

　　答：1948年到1953年，1946年到香港，後到上海參加一些美術活動，1948年到臺灣，那時蔣介石還沒有去，我們到臺灣住了半年，地下黨通知我趕快走，先到了基隆，輾轉到了香港，在那裡一直呆到1953年，我就回北京教書去了。

　　記：聽說沈從文關於這件事還給你寫了信。

　　答：這是一個原因，人們喜歡講這樣的故事，實際上我也很想回去了。那時也不瞭解共產黨怎麼樣，雖然我多少年一直是左傾的，今天理解了，共產黨到底是怎麼樣的。那時有多少人理解共產黨？劉少奇瞭解共產黨嗎，我又懂得多少共產黨？但回來總是開心的，總是自己的祖國，所以很多人說我是受沈從文影響的，因為沈從文是我的親戚。真正我是受左翼文化的影響，是魯迅的木刻影響了我。

　　1950年我才正式見到沈從文，把關係接起來。他是我很親的長輩，是我爸爸的親表弟，他是我尊敬的長輩。解放沒多久時，他的處境也是不太好的。我每個禮拜都要去看他，我們關係很親密。以前有一個中央領導來我家，我們談到了我們在解放以前同黨的關係。我們感覺党在解放前的領導是我們的叔叔爺爺輩，那時我們也沒有黨的關係，不是黨員，但在党的領導下奮不顧身，上頭一有指示，馬上去行動。錢是自己去找的，具體的領導是我們的老前輩，李樺、也夫、陳煙橋等，一年做兩次展覽會，不像今天這麼簡單。党什麼都不管，連飯也不管，掛畫一切都是自己來的，這樣的狀態底下感覺一切都那麼好。

　　記：那時是有一種激情吧？

　　答：我跑到上海旺角，買了一塊大板子，自己用三輪車運回到住的地方，自己打稿子，刻了九天九夜，送到展覽會去展覽，都沒有發表，稿費也沒有拿，義賣後賣了兩三千塊錢，全部慰問了解放軍，後來這幅畫拿到朝鮮送給金日成了。「文革」中把這張畫掛起來，當做黑畫，說我把解放軍畫得這麼矮，是貶低解放軍。我想我當年是怎樣的工作，條件多不好，你們現在吃國家的飯，拿國家的錢，卻沒我有出息，你們有什麼資格講我呢！歷史給人很多的委屈。

　　記：我看了您的文章，裡面說：「他媽的，到底是誰偷走了我們的時光？」那您的畫風是怎樣形成的？

　　答：是的，畫風不是一年兩年形成的，根據不同的經歷，學習過程演變出來的，不是想改變就改變的，不像整容，是說改就改的事情。

　　記：五六十年代，在還有些自由的情況下，藝術的交流是怎樣的呢？

　　答：在困難的情況下我還能夠偷安，能很實際地生活，我沒感覺到文化革命時特別痛苦。最不正常的是文化革命、反右、肅反和我還沒有關係。三年困難時就想，明明好好的，為什麼要沒有飯吃呢？我曾寫過一封信給香港的朋友，告訴他們不要寄東西來了，我要與大眾一起。「文革」時感覺越來越不正常了，「文革」末期，當林彪摔下來的時候，感覺是很不正常了，這個事情是逐漸認識的。那時高興地以為「四人幫」要完蛋了，結果不是這樣，他們反而掌握了旗幟了。所以，我自己也不清楚了。

　　記：那時不痛苦嗎，不能畫畫、寫字？

　　答：不痛苦，因為大家都一樣，勞動，哪裡有空去痛苦呢？很累，沒有閒情逸致的。不要說我們，古代的那些在奴隸船上的人，每天搖啊搖的，從歷史的角度看，他們是痛苦的，但他們只是想活下去，如果想痛苦的事情，他們也活不下去的。在小組會上，大家談到為什麼我們願意改造，包括死刑犯，大家說來說去，輪到我時，我說大概活著比死好吧，大家就批判我，當然是這樣了。為什麼國民黨的人，如杜聿明等願意接受改造，還是覺得活著好吧。

　　記：當時黑畫事情出來後，您怎麼對待？

　　答：我能怎麼對待，就完蛋了嗎，那怎麼對待。所謂黑畫，說我，我就很被動。如果有機會辯論，幾句話他們就無話可說了嘛。貓頭鷹為什麼就是反對社會主義？一隻眼開，一隻眼閉，這個是為什麼？他們也說不出來。

　　記：那「文革」之後去香港有什麼機緣？

　　答：能夠去了就去了，允許去了我就去了，不是自由的問題。幾十年來在北京我也沒覺得不自由，自由是自己給的，不是別人給的。我創作的任何作品很少情況下是別人命令我做的，都是我自己做的，包括大躍進的作品，我不是如實描寫，是我加入自己的藝術處理，不一樣就是一種自由了。人家說，大躍進是謊話，穀子上可以跳舞。我說我看得真開心，一群人在稻穀上跳舞，羊長得比牛還大的事情，我不是相信，我只是覺得人家說謊、我表達出來很開心而已。有的事情不是用誠實與否來斷定。從我的角度來講，開始亂講話是有道理的，道理高深，我都不太明白，跟著做是沒錯，一定有道理，包括讓我死，都是有道理的。慢慢感覺有問題，到林彪死了，才逐漸明白，其實一幫人是把政治越來越當做兒戲，把生命當兒戲，把國家的命運當兒戲。

　　記：您新出的木刻集，和1999年的畫展我都去看過，1999年到現在，這些年的畫有哪些新的題材？

　　答：都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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