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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玉先生答《時代週刊》記者問(2)


  記:有沒有印象深的?您覺得很得意的?

  答:都是印象深的,新的階段,看作品不從這個角度講。有些人怕大家忘了他,隔幾年開一個展覽會,把他以前的作品不停地展。我嗎,我不停地工作,我不能說我討厭生活才畫,當然我喜歡我的生活,我相信我的觀眾也喜歡我做的畫,我想讓大家看我是怎樣在工作。不能說我的每張畫都有深刻意義,明明沒有意義嘛!為什麼五張八張都畫這個,有的豪放一點,有的用另外的方式,是因為自己也在研究,這個過程讓大家看看。什麼意義啊、崇高啊都是扯蛋的。比如有人問畢卡索的畫什麼意思啊,他用鳥的唱歌來比喻,畫畫就是這樣,不一定要講出意思。不要為講意思而畫畫。做展覽會也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情,改革開放之前,每張畫都要有意思,沒有意思也要找出反動的意思來,太可怕了!現在的好處在於不是太有意思的東西也沒有人追究了。是吧?

  記:您近五年來,在北京和鳳凰住得比較多,題材多以荷花為主吧?

  答:不存在題材的問題,像何孔德他們,畫戰爭要重視題材。荷花無所謂題材,在哪裡都可以畫。

  記:畫這麼多荷花,想表達什麼心境?

  答:剛才不是說了嗎,無所謂表達什麼的。不存在這個問題,畫荷花能有什麼意思呢?人家不討厭,我就不停地畫而已。人家願意看,我就不停地畫。

  記:這也算是一個不錯的解釋。有的人一生都在畫一樣東西或畫幾樣東西。

  答:傳統中國畫就是這樣,我們的傳統有個特點。仿八大,仿石濤這是正路,這是公開的;在外國就不行了,如果一個人仿梵古,仿莫内,那麼畫一輩子他就完蛋了。中國的傳統就是寫在畫上,傳統不一樣。

  記:西方比較提倡創新的。

  答:我們也講創新。但創新這個東西我是不同意的,一個人有多少創?創什麼新?不存在創新,不同的風格而已。一個人起了變化,也不叫創新,過去叫變法。改革開放初期,有人有一本書,照著它來畫,人家說是創新,等人家都有了,就沒有創新了。所以,我不太承認創新的概念,只承認好壞的概念。

  記:同齡的畫家您有比較喜歡的嗎?

  答:李伯安。他是晚輩,但我當前輩一樣喜歡他,是了不起的畫家。周思聰也不錯啊,她是我的學生。我講我的觀點給你聽,我的一生沒有尋找偉大的意義,不像政治生活,擁護共產黨具有偉大的意義。畫畫沒有什麼偉大的意義,所以「文革」時一位老先生批判我,說我畫畫是為了快樂,當時我在臺上,我沒法說話。若是現在,我一定請他吃西餐,他說對了,畫畫沒有快樂的基礎就不能畫,他說我過於開放。最近我寫了《快樂論》,描寫中國人的快樂方式,等會兒我拿給你看。畫畫的基礎在於,每一個人的起點都是為了快樂,為了開心,有一個興奮點,要是畫畫總想著不愉快、倒楣的事就沒法畫了。批判我的時候,我在被動的狀態下沒有辦法,不能說這個。我在設計毛主席紀念堂壁畫的時候,人家替我感到重要,訪問我,問我一邊畫一邊想什麼,我說:「畫了八個月了,我就希望趕快完成,否則工程來不及了。你的意思是希望我一邊畫一邊流眼淚,想著毛主席偉大的恩情?這不可能,人不可能一邊工作的時候一邊哭。」當然藝術有很嚴肅的使命,但是,起點肯定是快樂的。

  記:廣東畫家您看得多嗎?

  答:我很少看展覽會,很久沒有看展覽會,就是那一次在北京,之後就沒有看。在自己家裡挺高興的,我幹嗎看展覽會呢?

  記:林墉的文章也好,畫也畫得好,您喜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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