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八十(23)_學達書庫

黃永玉先生答《時代週刊》記者問（4）

　　記：沈從文對您早年影響大嗎？在1952、1953年，即在回北京之前？

　　答：影響不大。主要是左翼影響了我。他在北京當教授很多年，我和他到了1946年才有聯繫，小時候見面也不算。前幾天我還談到，解放前，我們党的領導就像叔叔伯伯一樣，在這樣親切的領導下，我們奮不顧身，一切全都是自己管。一聲令下，馬上就做。解放後，有吃、有住，自己為什麼卻感到這麼壓抑呢，連叔叔、伯伯、爺爺也挨整呢。

　　那時候，日本人在後面追，我們在前面跑。炮火連天，炸彈在後面炸。看到很多這種事情，人的心地就殘忍了。人生就是這樣，殘忍的，人的行為裡面有不可理解的殘暴。這麼多年感受了很多，尤其是國民黨時期，看得多了，也就從容了。解放以後，多少年還居然有這樣的事情，我們就有經驗了，用過去的經驗來對待情況了。「文革」時把一個老校工釘在上面死去了，我們聽到後只是「哦」了一下。

　　記：好像您在詩裡寫，像是聽到狗死去的消息。

　　答：是，重慶的馬幫裡面有一馬拉了三十年後要死了，所有的馬都在叫。但是，另外一種情況是，在電視中看見了獅子在追梅花鹿，咬死後拖了它就走，感覺已經不是生命了，周圍的羚羊照樣吃草不誤。搞運動也是這樣的，「文革」時誰死了，大家不都是這樣的表現嗎。文革時，有一次下大雨，我在等車，看見一個孩子，才十五六歲，背了一個大背包，另一個中年婦女。我們三個人，對面一個女孩子，淋著雨，中年婦女問孩子幹什麼去，答「插隊」，又答「對面的女孩子就是我妹妹，父母都死了」。人生就是這樣冷漠，冷極了。「文革」時我裝病，晚上看病，一個認識我的大夫帶我去一個地方。到太平間後看見有一個女孩子，躺在臺上，她很美，她的爸爸媽媽死了，她也快死了，一個老太太守著她。但不是那種揪心的感覺，已經麻木了。我很多年都想著這個事情。斯巴達克的人鍛煉身體，而我們中國人受到意志上的鍛煉和深刻教育。你看沈從文微笑、溫和，但意志非常強大。錢鐘書也說，沈從文是強大的，他不肯幹的事，拿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會幹，就像李玉和，連殺了他也不會怕。世界上就有這樣的事情，真正的意志並不體現在張牙舞爪上。「四清」運動時，市委書記給我們講，曾把一個共產黨員抓起來，用酷刑折磨他，他什麼都不說。他只是說:「我知道領導是誰，但上級交待過，不讓說。」他直到解放後才被放出來,就這麼簡單。所以，說到英雄人物形象，是很豐富的，形象不是都那麼高大的。世界上哪有又美又是英雄的形象呢？這個人就是又老又瘦的形象。

　　記：在「文革」時，您在不好的事情中總會說「這個事情總會過去的」，這種心態您是天賦的還是後來看出來的？

　　答：我是後來總結出來的。比如說，當年都要上山下鄉，那麼小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被教育得非常左，在這樣的狀況下，人都不能不去。我的朋友想請人送兩條煙，希望孩子能早點從鄉下回來。我說怎麼可能呢，你等上面領導的孩子解決了，你的也就解決了，急也沒用。他說，你是怎麼看出來的？我說我是看上面的人嘛。

　　記：在你們那個年代，在經過戰爭，又經過文化革命後，人的意志特別強。現在的年輕人很脆弱，您怎麼看年輕人這種脆弱的心態呢？

　　答：活該。他們該完蛋就完蛋了。我們小時候受的教育對以後任何時候都有用的，平常浪費水，終有一天你會乾渴，平常浪費一粒米，終有一天會挨餓，這個不叫報應，而是人性的惡劣迴圈。有因就有果，這是規律。壞人有壞人的因果關係，最後肯定會倒楣。人總在自己創造的規律裡生活。這個教育包括他的家庭教育等。

　　記：您從小就離家出來闖蕩江湖了，現在廣州也有這樣的孩子，出來工作找生計，他們很苦，所有社會最黑暗的東西在他們身上都表現出來了，您作為前輩，對他們想說點什麼呢？

　　答：我的前半生是浸透了苦難，我害怕看這種事情，我感覺到苦澀，有機會的時候我也反映給確實有權力解決問題的人。有的人想讓我高興，他可能會去解決個別的情況,要是不個別，我就當主席了。

　　記：來採訪前，我問過您的同鄉，他們都是像我這樣來廣州找理想的，有一個人托我問您一個問題：即您是怎樣達到自己的理想的？

　　答：我小時候躲過兩次炸彈，我的問題就是解決餓的問題。那時一個吃飯、一個穿衣是最重大的問題了，冬天有棉襖，世界上就沒有可怕的事了。現在的孩子們危險的微妙性比我們當年多得多，現在的孩子們太不幸了。在珠海的玩具廠，我看到那裡像地獄一樣，有的孩子就在那裡做事。這個事情我有機會一定會反映。有的事太不好，像狄更斯的小說中的一樣，這都是真的。有的人問我怎麼不捐錢給希望工程？我做了的事，只是不講，這是國家的光榮，不能隨便講。我個人解決的問題沒必要宣傳，問題是規律不能打破。比如解放前，大學生不交學校錢，還要領12塊錢，現在倒過來了，這樣的事不該責備嗎？

　　記：您在《大公報》做過事，現在媒體對待陰暗面用不同的角度來報告，您作為前輩認為媒體應怎麼做呢？

　　答：現在做媒體很困難，經濟發展刺激媒體的成員，東想西想，不安於自己的本行。但這種情況遲早會過去，會有自己的管道，會大大發展，不會是這個方式。但你怎麼管得了呢？媒體花樣百出，看看搖頭而已。如湖南電視臺的主持，講話不像國語那樣的，他本人到老就會納入正軌了。都會有成熟的過程，年輕的畫畫的人到了80歲就會成熟了，用不著難受，他們會自己鍛煉自己。

　　記：您在遇到挫折時，想過有人搭救自己嗎？

　　答：沒有。但我曾想組織一個俠客隊伍，打富濟貧，有這樣的想法，比打官司解決問題要好。講講也不犯法，沒關係，因為我沒有案底。

　　記：很多人把媒體看做是一個俠客，您認為它能充當這樣一個形象嗎？

　　答：我希望政府一天天會變成這個樣子。現在比以前好得多了。三年困難時，陶鑄請我們幾個老畫家到廣州生活幾個月，那時一條街口有個茶街，那裡有個人在大聲地罵，我想我可不敢這麼罵，這樣的人那時很少了。苦和樂是相對的，沒有比較就沒事。「四清」時到農村，看到農民做任何事都要請假，他們種了一年地，還要欠國家的錢。1959年時我有個學生不聽話，他隨便勾了幾筆算畢業創作，我就把他帶到家鄉去體驗生活。我們出發時下大雨，走了70多裡地，上游還要跳崖過去。那邊的小碼頭有個兩層樓高的木板房，我們去裡面綁草鞋，看到一個中年人在擺香煙攤，我告訴他要去鳳凰，並說我是鳳凰黃家的，他讓我回來喝茶。兩個月後，回來時我們想去喝茶，走到那裡時見那個門關了，我想他是進城去了。可是兩三天后，在一棵漆樹下卻見到一個門板上停了死人，有個老太太在那裡哭泣。我母親告訴我這個人是被人偷了兩元多錢，他沒法交差，就吊死了，這個人就是那個讓我來喝茶的人了。所以，後來我畫了一幅畫，告訴年輕人這點錢是可以逼死一個人的。我是江湖上的人，到處跑，見的悲慘的事多了。我看了這個，就是苦在心裡，哭是不會的。在廣州時，看到一個朋友窮得吐血，現在是難以想像的。人家都說契訶夫是太冷了，他的小說描寫的事情多是這樣的，他是冷靜的，就是因為這種事情見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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