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孔之舞(23)_龔芳

二十三

　　林豐：那春天的河谷

　　未來指示死亡，而過去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它在我的記憶裡不斷地重生，一個不能擁有回憶的人必定是絕望的，對人生失去正確判斷。我所有的回憶沒有驚天動地，沒有刻骨銘心，甚至痛苦也像變得僵硬的蛇，不要指望哪天它蘇醒過來咬上一口，過去像一棵樹的根部，盤須錯節，枝繁葉茂。

　　那一年春天，正是那樣一個枝繁葉茂的季節，那時候的空氣比隨後的任何一個年月都要清新，校園裡彌漫著濃稠的草汁味，似乎空氣都變成了墨綠色。學校因為修整跑道，我們每天都在勞動，用鋤頭將舊跑道挖開，往裡面塞入鵝卵石，再圍繞跑道兩側植上草皮。

　　歷史課本上這樣寫，「人類自從能夠直立行走，雙手便被解放出來，手的勞作使人類在相互的配合中組成穩定的群體」。我在熱火朝天的人群裡，高高挽起衣袖掄起鋤頭把，腦子裡卻滑稽地浮現出歷史書上古老的群獵圖，那時候只有石器和樹木作為捕獵工具，人們幾乎赤身裸體，卻依然分工合作得井然有序。不可否認，一切的集體活動，給情感交流也提供了最佳背景，人只有在集體之中才顯得更富有生命力，這場為期一周的義務勞動，使男生像英雄一樣無私，像武士一樣充滿力量，而女生，一個個全都顯得溫和體貼，面目可親。文娛委員帶頭唱起歌，操場上傳揚著此起彼伏的歡快歌聲，多麼令人歡欣鼓舞的美好大家庭。奇怪的是，隨著新跑道峻工後的空曠，回到各自座位上聽課的同學們也迅速回歸沉悶，有點精疲力竭後的遲鈍，昨日還飄蕩在耳邊的歌聲和歡笑令人疑為幻覺或者海市蜃樓。

　　歷史似乎有意拒絕孤獨的人，而把引人注目的版面留給規模宏大的事件和場景，我的整個高中生活史上只遺留下兩個場景，一個是1992年春天全校學生修整跑道，另一個是1992年秋天的集體逃亡。

　　梅城有一條河，河沒有名字，梅城人都叫它河。河的兩岸是白灰色沙地，沙地臨水處有密密麻麻高低不平的鵝卵石，1992年春天，河沒有像往年一樣漲水，陽光下鵝卵石河岸如同覆蓋著堅硬的雪。那是風調雨順的一年。我和其他男同學，站在拖拉機車鬥裡，手扶橫欄，任疾馳而過的勁風豎起短髮，意氣風發地沖向那片河谷。小型農用拖拉機是一名男同學偷偷從家裡開出來的，他滿臉得意坐在駕駛室裡，把車開得像脫韁的野馬，卻沒有人想過質疑他的開車技術。四月的天氣，青草泛著油光、沿著公路延伸于樹林間隱約的村莊，還有薄薄的白色炊煙，偶爾一陣犬吠。

　　我們到達河谷，往車上來回裝運石頭，襯衣不知不覺已經汗濕，粘在皮膚上很不舒服，最後我也像其他人一樣毫無顧忌脫掉了上衣。流水靜悄悄地凝視著一群打著赤膊的少年，我們嘲笑搓衣板式的胸脯，嘲笑營養過剩導致的肥胖，互相比試鼓得可憐巴巴的肱二頭肌和肩三角肌。比較後的結果，是我沒想到我並不是班上唯一一個用啞鈴鍛煉肌肉的人。

　　等著拖拉機返回拖走剩下的最後一堆石頭的空隙裡，我試了一下水溫，脫掉長褲在河裡洗了個澡，我的襯衣長褲攤手攤腳在鵝卵石上曬太陽，那一天的陽光無比溫暖，後來我一頭枕著草坡，在沙地上睡著了。

　　我似乎做了一個夢，又似乎沒有，我多次回想時期望尋找一個夢境，找到的卻是那樣一個尋常場景，河岸、村莊、草地、雲朵，還有柔軟的風和開闊的寧靜，像古詩中的世外桃源，梅城的鄉村多多少少都洋溢著世外桃源的氣質。寧願它是一個印象深刻的夢，這夢在我腦子裡居住了十多年。

　　待我猛然驚醒時，首先看到幾米遠的地方，站著班主任徐一鳴，徐一鳴身後，是背對著我的梅方，其他人正往車裡裝石頭，我看到他們邪惡的笑容一次次甩落在我臉上。我慌亂間跳起來，突然意識到自己只穿著一條三角褲衩，幾乎一絲不掛，實際上比一絲不掛更糟。徐一鳴用他那雙陰鬱的眼睛冷冷地剜了我一眼，然後嫌惡似地把頭扭過一邊，看他的學生們裝石頭。

　　耳邊傳來一陣無法壓抑住的大笑。徐一鳴走遠了，梅方也走遠了，那些石頭和人也遠了，我在起伏的河灘上倉皇尋找自己的褲子和襯衣。

　　我多次企圖使用假如這個詞去重組那個黃昏場景，假如醒來時只看見徐一鳴，假如梅方不曾在那個黃昏出現過，在形容自己尋找衣服時的情形時，我會改用滿不在乎，鎮定自如。但是梅方已經深深刻入了那個黃昏的河谷，雖然只是背影，她一定看到了我，作為徐一鳴四處巡察的助手，她的眼睛一定不會漏掉任何一個人，她用背對表達厭惡和驚愕，也許還有鄙視和憐憫。每當想到這一點，我就無法控制自己少年的羞恥感，她的目光長滿荊棘，而我是個丟盔棄甲的下等兵。由此可見，我的想像力過於豐富，對於一個男人，這不是件好事。我曾經為此擔憂，害怕它帶給我更大的困擾，所幸的是，隨著梅方這兩個字漸漸虛無，我的想像力也如我所願一點點喪失，最後我變成一個沒有想像力誠實可靠的男人。這種現象唯一的解釋就是，想像力不是天生的，它僅屬於某個特定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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