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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


  天空最後的暗示

  我高中時的第一位數學老師,是一個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充滿活力,樸素而嚴謹,像兄長一般友善親切。經過學校校報亭時,我看到牆上的玻璃框裡數學老師的照片,與數張其他師生照放在一起。大意是在最近一次全國性的數學競賽活動中,他所帶的班為學校爭得了榮譽。我差一點沒認出來,照片上的數學老師,是個地地道道的中年男人,面目和身材都很雍腫,仿佛這些年來,生活給予他的唯一恩賜,便是把他從一個清瘦抖擻的年輕男子,變成一個不修邊幅神情呆滯的丈夫和父親。

  當年他住在山裡眼盲的父親,進城看望他,在梅城大橋上被汽車軋死,引發了一場震驚一中的集體蹺課事件。

  那堂數學老師缺席的數學課後,教室裡充滿了激動而詭異的氣息,一場正在密謀中的叛亂也不過如此。多數人坐在教室裡靜靜地期待著,故意壓低聲音交談,負責與學校交涉的班長每一次露面,都引起一場騷動。學校很快否決了我們集體參加弔唁活動,只同意班上派出二個代表。這樣的決定沒有人願意接受,反而引起學生們對學校的更大憤慨。於是,林豐和另一位組織者暗暗地發動了一場集體翹課。為了避免走漏風聲,同學們用紙條悄悄傳遞資訊。

  安靜的午睡時間,58班的教室裡玩起空城計,與此同時,在梅城百貨大樓和電影院兩處地方,推著自行車的同學們暗暗集合。

  兩股人馬在通往廢棄鐵軌的公路上,成功彙集成一支浩浩蕩蕩的自行車隊伍,開往一場山村葬禮,蔚為壯觀。這支隊伍讓行人們頻頻側目回望,從那些笑容洋溢,釋放著活力的青春軀體上,看不到沉痛或者悲傷,只看到鳥兒們沖出樊籠般的舒暢。

  我緊跟在隊伍裡,對那位素不相識的父親,那場應該悲傷的葬禮,除了憂愁,還是憂愁,憂愁於是否應該感到悲傷。

  大祖父下葬時,我作為他的侄孫女抱著年齡尚小的堂弟坐在他的棺木上,有許多村裡年青力壯的男人把我和堂弟還有大祖父高高地抬起來,身後跟著長長的送葬隊伍。人們神情沉重,大祖母和大姑哭喊得聲嘶力竭,梅家大院的女人都滿面愁容,淚水漣漣。坐在棺木上的我,也一直哭了一路,一路哭,一邊聽著村裡的女人們從後面傳來的只有我才能享有的稱讚聲。梅家大祖父的所有孫輩裡,我是唯一一個那樣動情哭泣著的孩子。那時我才七歲的光景,坐在前面我抱著的堂弟還不到二歲。所有的親人都應該為大祖父的離去而悲傷,我不願意被人看作一個冷漠無情的孩子,我以為悲傷的唯一表現方式便是大聲哭泣,所以我努力尋找躺在棺木裡的大祖父留在我記憶中的音容笑貌,眼淚終於嘩啦啦流了出來。

  那個奔向死亡的下午,一路上,我想到大祖父,想到了祖母的母親(我的太姥姥,太姥姥老去後,在靈堂上,父親抱著棺木不肯讓人合棺,祖母哭得聲氣衰弱,母親和許多其她的女人們在一旁用手帕捂著嘴泣不成聲。我也哭了,不是受到驚嚇,而是為死亡而哭。那時我更小,四歲)。必須承認的是,不管是大祖父還是太姥姥的死,我並沒感到過悲傷,一個孩子是不能真正體會悲傷的,我的哭泣是因為我比梅家的同齡人更早地學會了思考,也更早地察覺到,生活就像父親時常擺弄的一盤佈滿迷局的棋,每一顆棋子都有自己的行為規則,不能逾越半步,犯規是不被允許的。然而,我還不知道,這種規則所帶來的無形陰影到底是什麼,哪一天會消失。

  辦喪事的人家顯然對我們這支大型弔唁隊伍有些手足無措,披麻戴孝的數學老師也很意外,他跪在堂屋改成的靈堂裡,給每個走過去的人磕頭回禮。所有的同學一言不發從一個女人手裡接過黑色棉布袖套,別在袖臂上,魚貫走過靈堂。數學老師一次次匍身下去,直起身子,再匍下去。他身後隨風飄動著白色布幔和燭火,風不知從哪裡來,一口黑色棺木掩藏在布幔後面,影影綽綽。那一身從頭到腳的白色孝服在幽暗的光線裡,給我一種模糊的恐懼,仿佛布幔後有一雙眼睛盯著我,觀察我的一舉一動(我忘了棺木裡的人是一位盲人,似乎死亡可以給人新的生命)。

  靈堂外的曬場上堆滿了喧嘩忙碌的人群,我們很快便跟數學老師告別,因為當大家看到數學老師目光慌亂的家人時,都不約而同地感覺到了難堪和不安。走出村口,我有一種如釋重負之感。如釋重負之感。

  沒有悲傷。

  不是所有的喪禮都要悲傷,不是每一次告別都會難過,我的心經過時光歷練後,現在已經變得非常遲鈍,就像參加一場陌生人的喪禮。可惜,與蘇銘重新站在那段被遺忘掉的老鐵軌上時,我並沒有看清楚這種遲鈍的真相。遲鈍如同蘭陵王的面具,時間久了,無法取下,成為頭顱的新生部分,受盡折磨,直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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