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孔之舞(80)_龔芳

八十

　　泰咪娜與丈夫逃離自己國家時，為了躲避審查，沒有帶上她的個人記事本，記事本裡記錄著他們從前的生活。丈夫病故後，她一直想取回那個寄存在婆婆家的記事本，可是當弟弟替她取回時，她發現那個被封存完好的包裹早已被打開。她的記事本，她與丈夫的通信，已經被許多陌生的目光窺視過，不僅她婆婆，更多的陌生人，弟弟或者父親或者不認識的人。

　　「……泰咪娜意識到，只要有一個陌生的目光就會毀滅掉她私人記事本的所有價值，而歌德則確信，只要有一個人的目光不在他的作品上停留，那就是對他歌德的存在的質疑。泰咪娜與歌德不同，是人與作家的不同。

　　寫書的人是一切（對自己、對所有其他人來說，都是獨一無二的世界）或者什麼都不是。可是，因為永遠也不可能假定一個人是一切，那我們所有書寫的人，我們就什麼都不是。我們默默無聞，渾身酸氣，喜怒無常，又巴不得別人死掉。在這一點上，我們都是平等的：巴納卡、皮皮、我和歌德。

　　寫作癖在政客、計程車司機、產婦、情婦、殺人犯、小偷、妓女、警察局長、醫生以及病人中的不可避免的氾濫，在我看來，無非表明著每個人毫無例外地具有作家的潛質，乃至整個人類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到大街上，大聲叫喊：我們都是作家！

　　這是因為，每個人都無法忍受自己遲早會消亡，消亡以一個冷漠的世界裡，默默無聞，無聲無息。因此，只要還來得及，他就要把自己變成由語詞組成的他自己的世界。

　　如果有一天（這一天為時不遠了）所有人一覺醒來都成了作家的話，那麼普遍失聰、普遍不理解的時代就降臨了。」（——《笑忘錄》第四部「失落的信」第十八小節部分）。

　　泰咪娜的書寫是一種單純的記錄，正因為她不是作家，所以從未設想過會有除了她與丈夫之外的第三者目光，它的價值在於她真實的生活不可窺視，只屬於記錄者也即被記錄者。作家在動筆之前，想到的就是給人閱讀，他的書寫伴隨著被人注視的快感，而他從不會把一個真實的自己赤裸裸呈現給讀者。這種遊戲有點像捉迷藏，作家自己創造一個世界，他個人的獨特世界，像上帝一樣藏匿其中，無處不在又無影無蹤。

　　作家尋求的不是被理解，而是理解自已（人）和所處的外在世界，而書寫者（類似於泰咪娜的個人生活記錄者除外）恰恰相反，不願忍受消亡、漠視（或者孤獨），為了被更多目光關注和理解而書寫，他們把自己的生活和情緒（有時候乾脆一絲不掛）擺在陌生人面前，這樣他們似乎聽到了自己並不孤獨的聲音，他們感到滿足，可惜這種滿足往往很短暫，像海市蜃樓，聲音消失後虛無飄緲的滿足感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孤獨，所以他們更大聲地呼喊，更沉迷於書寫，陷入一種怪異的循環往復之中。習慣了這種表演或排泄式的書寫後，他們甚至抽不出時間閱讀和思考，被米蘭·昆德拉稱之為具有寫作癖的人無一例外都是書寫者。

　　世界充滿了奇怪的巧合，回梅城之前，我隨手把它放進旅行包，在火車上看完書的第四部「失落的信」，第61頁。然後，我進入梅城，在梅城得到從前的文字記錄，也意外成為類似於泰咪娜那樣的記錄者。這麼多年來，我一直以為它們不可能存在，就像我隨意手寫下隨手丟棄的紙片。年少的我，總認為收藏信件和筆記多麼可笑。

　　那只鑲金邊的盒子，我沒有留下。臨走之前，我把那些信件和日記一頁頁撕毀，然後燒掉了，就像幾年前我在院子裡燒掉那些東西一樣，包括那張我從前的黑白照片。我在屋後祖父墳旁的一棵栗樹下，挖了個很深的坑，把盒子連那些灰一起埋進去，用土壓緊，重新蓋上雜草，從外表看，與周圍落滿枯枝敗葉的土地沒什麼不同。

　　閱讀中收到幾條資訊，二條來自上海，一條來自聯通客戶服務中心，還有一條來自林豐，我一條也沒有打開看，選擇全部同時刪除。

　　那天晚上，我們坐在田野裡看著夜幕降臨，時光流逝，後來都沒有回家，一起度過整個晚上，卻一個字也沒有提到蘇銘，似乎都有意避開他。我與林豐的關係，如同我與在上海交往過的任何一個男人。

　　我躺在床上，感覺著自己的身體被另一具肉體重壓時，心神恍惚，一時辯不清與我同睡的人是誰，似乎肉體變成一具沉重的石頭，所以我睜大眼睛，看著天花板，房子裡面那麼黑，什麼也看不到，蘇銘在夜色中對我微笑，然後，空氣裡傳來扭曲而痛苦的喘息聲。

　　整個世界，忽然之間塞滿每一個角落，精神與肉體同時消失，空空蕩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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