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人間(11)_徐則臣

十一

　　六

　　從三月份開始，流行於廣州的非典型性肺炎就開始向北京轉移。開始大家都沒當回事，再非典型它也是個肺炎。二月中旬我給家裡打電話，姐姐說，家裡現在到處都在搶購白醋和板藍根沖劑，聽說可以預防廣州的那種肺炎，讓我趕快到藥店去買點，防患於未然。我安慰姐姐說，別聽謠言，廣州人最喜歡大驚小怪了，報紙上不是說已經差不多了麼。那時候的報紙的確是這麼說的，沒什麼，能有什麼？廣州人畏之如死，讓我好笑，覺得是一場鬧劇，有點隔岸觀火的冷嘲。沒想到好日子不長，非典型性肺炎過來了，人們憤恨地簡稱為"非典"，醫學界則用科學地稱之"SARS"。

　　這個叫做非典和SARS的東西在四月中旬開始像股市和國際新聞一樣掛在了北京人的嘴上。伊拉克戰爭的槍聲零零落落地響，一般市民的神經已經被拖得疲遝了，在伊拉克戰爭幾乎不再成為新聞時，非典像一盆冷水，讓整個北京激靈了一下，然後哆嗦不止。北京人原來比廣州人更怕死。

　　五月份非典開始進入高發期，報紙和新聞整天都在頭條報導最新情況。我定了一份《北京青年報》，頭版中下位置每天雷打不動一個報告：今日新發病例多少，疑似多少，死亡多少，出院多少。第二版詳細地介紹病人所在區域。後來又增加了外地非典資訊，全國在今天的非典狀況一目了然。終於看得我頭皮發麻，我也害怕了，不能不怕。大街上行人開始減少，幾乎所有人都帶上了口罩，有的還戴上了手套和帽子和眼鏡，因為傳聞曾說，病菌也可以存留在頭髮和手上，還可以通過角膜傳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不僅他人成了地獄，就連自己也不安全了，你沒法完全相信你自己，你不知道什麼時候你的頭髮、你的手、你的角膜將會和空氣中的一顆病菌合謀起來置你於死地。我們惴惴不安，擔心非典的鬼魂附體。

　　我有了一個很好的藉口逼迫自己待在房間裡寫小說，因為外面亂糟糟的，太不安全。白天寫上一天，晚上再寫一會兒，然後在十一、二點鐘下樓散步，散步回來看碟。很有規律，因為哪裡也去不了。很多地方都關了門，朋友上班的也越來越少了，都蝸在家裡，有事就打電話。非典期間其實是我的好日子，我完成了長篇小說的初稿，看了六、七十部碟。一明的課後來也停了，上不下去，聽說北大出了一例非典患者，醫學部還有一位年輕有為的教授犧牲在崗位上。一驚一咋的，能停的都停了。出門的主要是邊紅旗，他在家裡待不住，待了半天就煩。沈丹開玩笑說，他就是沿街乞討的命，待著不動就活不下去。

　　邊紅旗的確是待著不動就活不下去，但是他出去不是為了沿街乞討。沒人可以乞討了，正兒八經幹正事的都輕易不敢上街，何況想辦假證的，海澱周圍已經沒人有心思再去看公車站牌上貼的辦假證的小廣告了。開始的時候，邊紅旗每天回來都說，媽的，生意難做，要辦證的是不是都得非典死絕了？轉了一天連個曖昧的眼神都沒見著。後來他就不再提生意上的事了，而是及時向我們報告外面的最新動態。比如哪家飯館熄火了。哪家娛樂場所關門了。矽谷附近怎麼門可羅雀了。又說，大街上車子少多了，公車常常空蕩蕩地晃來晃去，沒人敢坐了。坐出租的也少了，有錢的都去買私家車，沒錢的就只好改騎自行車，或者步行，因為一夜之間人人都明白了提高體質的重要性。他還斷言，非典期間北京私家車的增長率一定遠遠大於同期的任何時候。

　　"反正滿大街都是口罩，"邊紅旗摘下自己的口罩說。"我進承澤園的時候，門衛差點沒讓我進。我戴了口罩他就不認識了。他讓我帶話給你們，下次出門一定要把出入證帶上，馬上要換一個新來的門衛。"

　　邊紅旗說，到處都在查證件，非本單位本住宅區的一律不讓進入。為了讓沈丹能夠和過去一樣出入承澤園，邊紅旗給她也辦了一個出入證。有一天小唐也來了，我很奇怪他是怎麼進來的。他說當然是憑證進來的，然後對我亮了一下他的出入證，上面有他的照片，寫的地址卻是我們的房間，他還特意注了"左岸"兩個字。

　　我問小唐："你什麼時候辦的證？我們幾個是統一辦的。"

　　小唐一臉狡猾的笑，"別忘了我是幹什麼的，辦假證的。"

　　因為非典，邊紅旗也很少到外面的館子裡吃了，和我們搭夥，輪流買菜，沙袖掌勺。有時候是沙袖和沈丹兩個共同在廚房裡忙活。沈丹現在空閒的時間多了不少，非典同樣極大地影響了超市的生意，客流量只是原來的三分之一。顧客們帶著雙層口罩，一次至少要採購一周的用品，大包小包地往回拎，因為超市是人口密集的公共空間，傳染的幾率比較大。她經常可以輪到歇班，歇了班就來找邊紅旗。買菜，做飯，吃飯，溫存一番，然後為離婚的事吵架，吵完了就騎著邊紅旗給她買的電動自行車回家。不吵架的時候一般心情都比較好，就叫我們幾個陪他們打撲克。打八十分，沈丹放蒼蠅的技術很高。

　　週末的一個早上，沈丹打電話告訴邊紅旗，她進承澤園的出入證丟了，問他怎麼辦。當時小唐也在，小唐說，還能怎麼辦，搞個假的唄。然後他就回去了。大概一個小時以後，小唐挎著一個小包回來了，往桌子上一攤，紙片，印章，刻刀，封塑薄膜，印泥，一應俱全。我第一次目睹制作假證的全過程。小唐按照出入證的格式，在我的電腦上列印了紙片，然後讓我模仿真本上的字跡寫好有關文字，貼上沈丹照片。他在一邊刻章，大約一個小時，印章搞定，在一張白紙上試了一下，很像那麼回事。午飯之前沈丹的出入證就弄好了。他讓邊紅旗給沈丹打電話，只管過來，到時候邊紅旗把她的出入證送下樓去。

　　我和一明、沙袖他們多少有點大開眼界，就這麼輕鬆就做好了。這就是辦假證。

　　小唐說："這是正兒八經的小兒科，我只會搞這一點。看畢業證造假那才叫過癮，水紋，暗記，全是專業人員電腦分析出來的。紙張也要特製的。"

　　我們只有瞪大眼鏡的份了。果然隔行如隔山啊。

　　那天我們四個男人碰巧了都無聊，就放開了肚皮喝酒，我酒量不行，喝了兩瓶啤酒就爬到床上睡覺了。一覺醒來，他們喝完了，清醒的只有邊紅旗，一明和小唐的筷子都抖了，總是夾不住菜。我繼續躺著，不想起，聽他們嘰裡咕嚕地說酒話。接著迷迷糊糊又睡了過去。後來，我被沈丹的哭聲弄醒，他們又吵了。

　　沈丹說："再不離我就死給你看！"

　　邊紅旗說："那我明天就回家。"

　　沈丹說："非典這麼嚴重，你怎麼回去？我不放心。"

　　邊紅旗說："你到底想不想我回去？"

　　沈丹說："我也不知道。"

　　邊紅旗說："好，好，我回去。反正待在這裡也賺不到錢，回去算了。"

　　沈丹就算默認了。這麼長時間以來，他們總算達成了一點共識，就是邊紅旗最近就回家，把婚離了。但是怎麼回去是個問題。外面傳聞，北京居民外出受限，很多地方都在歧視北京來客，擔心他們把非典也順便帶過去。據說有個在北京打工的小夥子剛回老家，又被村裡人趕了出來，村領導找了幾個壯漢，硬是把他拖到了村子外面，從公款裡拿出幾百塊錢，讓他想辦法再回到北京去。更有甚者，地方上的領導公開通知客居北京的人，不得隨便返鄉。我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們那地方的火車站貼了告示，凡有舉報北京來客者，每個獎勵人民幣五百元。能不能回得去，這是個問題，還有一個問題是，如何在途中避免病毒感染。汽車火車都不保險，飛機更難說，空氣流動差，感染的機會更多。

　　"那怎麼辦？"沈丹說。

　　"什麼車都不能坐，自行車還不能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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