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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


  "大家都說挺好的,"她說。"我們這邊很多人都知道你哪。"

  她的意思是說,在北京我不怎麼樣,但在我們這個小地方,也大小算是個作家了。真讓我哭笑不得。

  "必須要在北京才能寫作嗎?"

  "這倒也不是,北京的氛圍可能好一點。不過也說不好,其實在北京我基本上也是一個人埋頭自己搞。"

  "那為什麼不回來?"

  我無話可說。有時候我也在懷疑,現在留在北京對我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是一種朝聖還是一個儀式?或者僅僅是一個矇騙自己的形式和藉口?

  我說:"我再想想。"

  半個月後,我從故鄉返回北京,正趕上邊紅旗搬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搬家,儘管房間收拾空了,但他要求這個房間還為他保留著,過一段時間他還會再搬回來,下半年的房租他都交了。嚴打開始了,據可靠消息說,抓到一個是一個。老邊擔心連累我們,也擔心住在這地方太顯眼,他要搬到一個偏僻隱秘的地方。那天幫他搬家的是他的兩個辦假證的朋友,車也是極相熟的人,彼此都信得過。大大小小的東西一車全運走了。我要送他到新居,邊紅旗說算了,那地方是在不是人呆的地方,而且,他壓低聲音跟我說,為了安全起見,他們相約不把地址告訴外人,請我們多包涵。

  臨走時我們送他下樓,沙袖磨磨蹭蹭在房間裡不出來,一明就叫她快點,老邊要走了,我們送送。

  沙袖在房間裡大聲說:"送什麼送,是搬家又不是去死!"

  邊紅旗笑笑說:"沙袖說的對,我又不是去死,別送了。搞得跟遺體告別似的。"

  儘管如此,老邊和我們還是在樓下等著沙袖來告別,但沙袖終於沒有下樓。我只聽到她在房間裡打開崔健的搖滾,聲音巨大。她讓我越來越看不懂了。

  十八

  邊紅旗的新家我去了一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然住在蔬菜大棚裡。那地方已經靠近香山了。

  有一天傍晚,我在房間裡關電腦,正準備陪沙袖下樓買菜,邊紅旗打我手機。他說他一個人在北大裡面轉悠,想約我一起吃個晚飯。我說只我一個?一明和沙袖呢?

  "算了吧。就你一個人,"邊紅旗說,聲音有點低沉。"他們倆以後再請。"

  我說好吧,聽他說話那死樣子,好像有點事。我跟沙袖說,有個朋友找我談點事,晚飯順便就在外面吃了,菜場我就不陪你去了。

  沙袖說:"怎麼全世界就我一人不忙?一明不回來吃了,你也不吃了,我還做什麼勁?好了,你們都走吧。"她把手提藍往地上一扔,進房間關上了門。

  我又給邊紅旗打電話,我說老邊,就剩沙袖一人在家,叫上吧。

  邊紅旗結巴了半天才說:"好吧,就怕她不願意。"

  沙袖果然不願意。她在門裡說:"我說過了不去,說不去就不去!"

  我只好自己去了。還不到吃飯時間,我們在未名湖邊上碰頭。邊紅旗蹲在垃圾箱旁邊的石頭上抽煙,以便於把煙頭扔進垃圾箱裡。一根接一根地抽。

  "你在這兒抒什麼情?搬走了連電話也不打了。"

  "想打,沒什麼說的。"

  "沒什麼說的你找我幹嗎?"

  "有點難受。我在湖邊轉了一圈,發現很久都沒有寫詩了。"

  "靠,你沒寫詩就難受了,我沒飯吃那該怎麼辦了?"

  說完我自己都呆掉了,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在北京考慮的只剩下了吃飯問題?我也蹲下來開始抽煙,一左一右守著垃圾箱,抽完了就扔進去。未名湖水裡的天色暗下來,在湖邊看書和談戀愛的學生陸續離開。出了北大我和邊紅旗再說文學可能會矯情,但在湖邊,愁悶還是沉重和真誠的。

  邊紅旗的最後一個煙頭沒有扔進垃圾箱,而是用腳碾,碾完了對著湖水吐了一口痰,說:"他媽的,喝酒去!"

  我們在北大藝園二樓的餐廳裡要了一盆水煮魚和幾個小菜,開始喝酒。問他最近過得怎麼樣,他說躲在塑膠大棚裡日子還能好到哪兒去?

  "你怎麼住塑膠大棚裡?"

  "安全,"邊紅旗招手讓小姐拿了一盒"中南海"。"現在也難說安不安全,員警要想搞你,世界上就沒有安全的地兒。前幾天就有一個哥們被逮了,傻蛋一個,就住派出所對面,真以為最危險的地方就最安全。"

  "想像不出那地方怎麼住。"

  "要不,過會兒去看看?"

  "不是不帶外人去麼?"

  "操,你是外人?"老邊喝多了就大舌頭,"你以為我在北京還有幾個朋友?吃完了我就帶你去,不去也得去。"

  要不是邊紅旗拉著扯著,我還真不想去,他說了,有點遠,快到香山了。我們在西苑轉了一趟車,晃蕩了很久才到。下了車他帶著我沿一道牆根往前走,大約五分鐘,前面一片開闊的野地,房屋稀疏,都是平房,找不到路燈,幸好月亮還不錯。他指著西北角,那兒。我看到了一排排塑膠大棚拆調後的牆框,兩頭是一個個簡易的小棚屋。很多小屋裡透出燈光,聽見有人在說笑,還有電視機和收音機的聲音。這些小屋裡住的都是外地來的民工、生意人,當然也有不少辦假證的。

  "你們都住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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