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人(15)_王紀卿

氣節長存，不重名利重功名（2）

　　安徽出現過徽商，山西出現過晉商，都是中國著名的商賈，而且留下了傳統。因為這兩個省很窮，窮則思變，思積聚。從商業中獲得的利潤，能使他們過上溫飽富足的日子。而且他們那裡交通方便，與外省四通八達，具備做生意的條件。

　　四川很少發生戰爭，即便有，也是小規模的，其民安足，善於積聚。四川人有錢，會過日子，但並不以善於經商而著稱，那是因為他們沒有交通上的便利。蜀道難，難於上青天。

　　湖南卻不一樣，《史記·貨殖列傳》說，湖南湖北一帶，地廣人稀，飯有稻米，菜有魚湯，地廣人稀，可以火耕種植旱地作物，也可以養殖水產，蔬果和魚蝦，不用去買就能滿足需求。這裡的田地足夠供人種植糧食，沒有吃不飽飯的擔憂。湖南人是勤勞的，歷史上少凍餓之人，也無千金之家。這是因為戰禍頻仍，積聚了財富未必很安穩，既沒有經商的便利，也沒有經商的動力，所以湖南人不愛財，不重利，也不想把自己的家園建設得多麼富麗堂皇。

　　
　　湖南人不重利，重什麼？重功名。功名是榮譽，能給餓不死也發
　　不了財的人帶來很大的滿足感。可是，功名是很難博取的。湖南古屬南蠻，湖南人在朝廷裡沒有背景，北方王者之氣的時代，湖南人要爭功名是先天處於劣勢的。何況，本地話外省人很難聽懂，就連和朝廷裡的皇親國戚溝通起來都有困難。唐朝以前，湖南很少出大官，很少出大將，也很少出大學問家。湖南人去搏，做的都是無效勞動。於是這裡的人形成一種穩妥的觀念：人生在世，唯耕與讀。這也可以叫做耕讀文化。一邊種田，一邊讀書，充實了自己，可進可退。進可以謀取功名，退不至於餓凍妻兒父母。這種耕讀文化，大約就是湖湘文化最安定的因素了，它是湖湘文化在太平盛世中的表現形式。

　　由於耕讀文化的影響至今仍然存在，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小看湖南的農民。湖南的村夫野老之中，常可見到一些見識不凡的隱者，他們知書達理，博古通今，只是不願走出農耕生活來到繁華的都市爭名利。

　　湖南人在太平盛世唯有耕田讀書，但是一旦遭逢亂世，當入世濟用建立功名的機會擺在面前時，湖南就會變成一塊熱血沸騰的熱土。這時候，屈原的遺產就會被湖南人拿出來擺在祭壇上。他的憂患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就會點燃湖南人心中的烈火。

　　屈原的精神有一個層面叫做忠君愛國，深深地影響著入朝為官的湖南人，包括清末的曾國藩。這個層面強調對君主的忠心，至多只能容得下受委屈的牢騷，而容不下反叛的精神。因此，屈原至死也不恨楚懷王。而曾國藩在勢力最強盛的時候，儘管有一個王闓運運用自己畢生琢磨出來的帝王學，竭力勸說他與清廷分庭抗禮，甚至與太平天國聯手，替漢人出頭，滅了愛新覺羅家族，但曾國藩為了保持一生的「清譽」，認為不能聽信王闓運的勸告，而連聲對他呵斥道：「狂妄！狂妄！狂妄！」

　　曾國藩並非對王闓運的勸說毫不動心，他的軍隊在攻佔集賢關後，將近一個月沒有進攻安慶；在攻下安慶之後，他又遲遲不肯東援；這些也可以解釋為他在給朝廷臉色看，但至少也說明他對朝廷不信任自己感到非常惱火。他沒有像屈原那樣對朝廷懷有幽怨，他不會像手無兵權的三閭大夫那樣對朝廷的態度像婦人一樣軟弱。而他在與王闓運長談之後夜不能寐，就只能說明他正在內心做一種選擇了。

　　曾國藩在忠君和造反之間選擇了前者，很明顯的一個原因是：他的軍隊是在鎮壓造反者中起家的，他本人以「正統」自居，因此他很難在短時期內完成從鎮壓造反者到造反者的角色轉換。當然還有其他許多複雜的原因。有人說，他信奉儒家思想，怎樣和信奉上帝的太平軍合作，是一個很大的難題。有人則說，他是被聖人禮教的浮名所累。還有人說他的選擇是基於一種民本思想，他希望國家早日恢復安定，因為有那麼多洋人對中國虎視眈眈。他認為中國必須在和平環境中興起洋務運動，增強國力，改善民生。

　　把忠君和愛國相提並論，只是湖湘文化的一個層面。在另一些層面上，隨著唐宋貶官文化在湖南與屈原的情懷相結合，形成了一些氣候，湖南人就有了憂國憂民甚至叛逆的心態。隨著時代進步，屈原與曾國藩身體力行的忠君，與愛國主義發生矛盾的時候，就被後來的湖南革命黨人勇敢地揚棄。因此，湖南成了一塊革命的熱土。

　　湖南人在和平歲月滿足於種田與讀書，很有點世外桃源的味道，在兵荒馬亂的亂世，則忙於博取功名，對於財利的追求，就只好放在一邊了。耕讀文化與功名精神，都貫穿著始於屈原的愛國主義和血性的遺傳，因此無論在哪一種世態下，湖南人的心態都是積極的。耕讀文化是比較靜態的，但因為讀書，湖南人即便在靜態中也總是有一顆蠢蠢欲動、不甘寂寞的心，而功名精神則是一種劇烈的動態，湖南人在這種形態下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負。這兩種形態的生活方式，可以隨著世態而轉換和調整，卻不會割斷其內在的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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