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人(67)_王紀卿

一身存亡，國運所關（3）

　　罪惡的槍聲打響了。宋教仁倒下了，卻沒有放棄理想。臨終前，他還致電袁世凱，寄予殷切期望，章士釗說他是「至死不悟」，他對袁世凱所代表的根深蒂固的中國專制力量，實在認識有限。「中山與克強，僅在民元八、九月間，與袁有過短時期的接觸，他們對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孫、黃年事更輕，閱世更淺，讀書也不夠深入，以為只要一部『約法'，一個在國會擁有多數議席的『黨'，藉著『責任內閣'的空名，便可以對付袁氏而有餘，這豈不是書生之見？」

　　宋教仁死了，民國初年在中國實行憲政民主的夢想也隨之破滅。他的死，導致了國民黨的瓦解。國民黨在他離世後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具有控馭局面的健將，很快在袁世凱的利誘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其他政黨則在袁世凱的支持下，合併成了進步党，成為國會的重心。中國第一次憲政民主的嘗試，到此已徹底破產。如果宋教仁未死，一切都可能會兩樣。因此，他的死決非一身的存亡，而是國運所關。他的死造成了南方革命党人與袁世凱徹底決裂，引發了二次革命。　

　　在民國初年的政局中，宋教仁實在太重要了。他真心要建立一種嶄新的政治制度，他的存亡，關係到新舊政治制度的興廢。袁世凱之類的人殺死他，也是拼死地掙扎。但宋教仁是正人君子，他的對手則是政治流氓，因此他必死無疑。

　　宋教仁是國民黨的領袖，但他具有優秀的政治品德，與其他政黨的領袖關係良好。他死後，民主黨領袖湯化龍在挽聯上寫道：

　　倘許我作憤激語，謂神州將與先生毅魄俱沉，號哭範巨卿，白馬素車無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觀，何國人忍把萬里長城自壞，從容來君叔，抽刀移筆向誰言。

　　這副挽聯對宋教仁推崇備至，對謀害者極為憤慨，一時爭相傳誦。

　　對於過去的政敵梁啟超，宋教仁專程去天津密訪。他對梁啟超表示，國民黨與梁啟超的政黨，應走英美式兩黨輪流執政的路子。他說：「現在國家前途，是根據《臨時約法》推行議會政治，走政黨內閣的路子。在即將到來的國會大選後，你上臺執政，我願在野相助；否則我當政，請你善意監督。」梁啟超也有相同的追求，對宋教仁的態度，自然十分感激。他聽說宋教仁被刺身死，痛惜不已。

　　宋教仁和袁世凱的死黨也有密切往來。他在北京一度住在趙秉鈞家裡，和趙秉鈞多次深談。宋教仁在他們身上下功夫，希望把代表舊勢力的實力派人物，以及梁啟超這樣的思想理論權威，都納入他所夢想的憲政軌道，在政治上和平競爭。

　　宋教仁是國民黨的政治明星，具有靈活的政治手腕和充足的政治常識，同時又有高度的政治熱情和責任感。他有能力調和各政黨的關係，消除偏見，共循軌道，踏上憲政道路。他被剝奪了生命，民國初年的中國無人可以替代他。其他政治人物缺乏他的風度與見識，結果被袁世凱這類專制政客玩弄于股掌之上，梁啟超、熊希齡等人，在政治上都無法與宋教仁相比。

　　宋教仁的死是他個人的不幸，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不幸。他的死仿佛一個預言，告訴中國人，在他們生活的這塊古老的土地上，要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還將經歷許多艱難曲折，要有許多優秀兒女獻出生命。宋教仁死了，把未竟的理想留給了後人。孫中山如此評價宋教仁：「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教仁一貫主張責任內閣制，他說：「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致動搖國本。」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孫中山提名他任內務總長，臨時參議院通不過，他改任法制院院長。有人為他抱不平，他則說：「總長不總長，無關宏旨，我素主張內閣制，且主張政黨內閣，如今七拼八湊，一個總長不做也罷。」　

　　他主張的責任內閣制，是由內閣代總統對國會負責，總統不負責任。總統的命令，不僅要閣員附署，還要由內閣起草。責任內閣則應該由完全的政黨組織，反對混合內閣、超然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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