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人(68)_王紀卿

一身存亡，國運所關（4）

　　他堅定地主張責任內閣制，也許是試圖通過這一制度性的安排，由革命派掌握實際權力，排除舊官僚的影響。他自己沒能領導武昌起義，使黎元洪掌握了大權，他十分後悔。所以他極力勸黃興在南京另辟天地。他對不學無術的袁世凱更加鄙視，認為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來限制他的權力，使他無法脫離共和軌道。袁世凱已經高居於民國大總統的位子上，只有責任內閣制能夠約束他。袁世凱自己也明白這一點，於是把鼓吹責任內閣制的宋教仁，當成自己的死敵。

　　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大一統集權專制傳統的社會，建立民主制度時，不得不在美國式的總統制和法國式的內閣制之間做出一種選擇。由於專制傳統根深蒂固，民主啟蒙不夠深入人心，如果採行總統制，任何人當上總統都有可能走向集權甚至獨裁。內閣制在制度安排上能對最高權力進行約束，宋教仁對此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1913年3月的那一刻，宋教仁以鮮血染紅了他所追求的民主理想。擊中宋教仁的子彈，是罪惡的專制制度發射的。這個湖南人因此而定格在三十二歲的美好年華，永遠年輕而光榮。

　　宋教仁二十來歲東渡日本，在那裡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統的憲政觀念。在同盟會中，唯有他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學習，翻譯有關的著作。他在革命時代就極為注重建設。因此，有人說他是民國藍圖的主要設計者。

　　宋教仁本人在1906年所寫的日記中說，這一年他翻譯的著作就有《日本憲法》、《英國制度要覽》、《各國員警制度》、《俄國制度要覽》、《美國制度概要》、《比利時、澳匈國、俄國財政制度》、《德國官制》、《普魯士王國官制》等十來種。對各國的政治制度、政權組織形式等，他都有比較全面的瞭解。

　　他在日本對景梅九說過：「破壞容易，建設難，我看同志從事于破壞一途的太多，對於建設，很不注意，將來要組織共和國，不是玩笑的事！什麼臨時約法，永久憲法，都須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們，一齊幹起來。」

　　 1911年春天，宋教仁從上海到香港，參與籌備黃花崗起義，起草文告、約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機關的設施，有厚厚的三大本。熟悉他的《民立報》記者徐血兒見過這些檔，說他十年潛心建設事業，所有主張都寫在這三巨冊中。遺憾的是，這些檔現已遺失，內容無從查考。

　　武昌起義後，他與黃興等人同赴武漢，起草了《鄂州約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義的憲法草案，規定了人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同時規定了三權分立的基本結構。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他在法制院長任上，起草了大量法律檔。《臨時約法》雖非出自他的手筆，但無疑包含了他的憲政思想，融匯了他的智慧和思考。

　　袁世凱當上總統以後，有些革命黨人腐化蛻變了，有些人悲觀絕望。孫中山當時已退出政壇，主張把政權完全讓給袁世凱，他自己專心去做社會工作。宋教仁卻執著地想通過政黨內閣來限制袁世凱所代表的舊勢力，實現真正的共和民主。所以他主張把革命黨變為政黨，打算選擇同盟會中的穩健分子另外組党。他認為，革命黨和政黨是有區別的，前者以暴力破壞舊社會，後者以和平手段建設新社會。

　　他在征得孫中山和黃興同意後，在同盟會的基礎上，聯合其他政黨，組成了國民黨。他是主張兩黨制的，但他認為時事艱難，沒有強大的政黨作為中流砥柱，無法挽救危局。而真正強大的政黨，沒有社會扶持，沒有各黨的相互勉勵，也不可能形成。各黨政見不同，但不應猜忌離間，削弱對方。他在改組國民黨的宣言中說得很明白，政黨宜兩大對峙，希望自党發達，也希望反對黨發達，以致能旗鼓相當。所以他到天津密訪梁啟超，提出兩黨輪流執政的設想。

　　民國初年的中國，政黨林立，至少有三百個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團體。真正在政治上有影響的，無非國民黨、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這幾個。宋教仁想造成兩大党對峙的憲政格局，而他想要的格局似乎已初步形成。問題的要害是，大家都忽略了一點：袁世凱和他所代表的專制力量，不會願意讓中國出現這樣的局面。袁世凱手裡握著槍桿子，談論多黨制、兩黨制，還有什麼意義？宋教仁悲劇的根源在這裡，20世紀初中國悲劇的根子也在這裡。只要袁世凱他們拿著槍，握著權，談什麼憲政民主，什麼議會政治，統統都是癡人說夢。

　　 1912年冬天到1913年春天之間舉行的議會選舉，儘管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參加了投票，卻還是中國第一次具有實質意義的直接、公開的選舉。

　　宋教仁在家鄉競選參議員，眾望所歸，湖南省議會上，一聲喊就把他選出來了。國民黨在這次國會選舉中，也取得了壓倒性的多數。

　　不幸的是，國民黨在選舉中的勝利竟然敲響了宋教仁的喪鐘。他不知道，袁世凱視他為「梁山匪魁」，要結束他的生命，要讓中國短暫的憲政嘗試壽終正寢。

　　宋教仁撰寫的《代草國民黨之大政見》，在他生前沒有來得及問世，是他留下的最後的精神遺產。人們未必都認同他當年的思想，但他對追求的執著，他為理想不惜獻身的勇氣，他所表現出來的政治責任感，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人格，充分體現了湖南人的精神，具有永遠不可磨滅的價值。

　　黃興辭去了留守，蔡鍔為四萬萬國民爭人格，宋教仁執著地追求憲政理想，不惜以身相殉，這三個同時代的湖南人，以他們頑強的奮鬥和無私無畏的精神，永遠留在中華民族的記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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