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人(112)_王紀卿

嶽麓書院鼓吹經世濟用，也為商人鼓掌（2）

　　北宋末年，黃河流域戰爭頻仍，中原士人紛紛南下，給長江流域的文化興盛創造了機遇。胡安國也於南宋建炎年間，即西元1127年到1130年之間，率領家人和弟子，從荊門來到湖南，在湘潭建起碧泉書院，由此在湘潭前後居住了三十年。然後，他又在衡山山麓開辦了文定書院，以講學撰述為業，除自己的子侄胡寅、胡宏、胡憲等外，還吸引了眾多湖湘士子前來就學。其中僅長沙人就有治《春秋》和《資治通鑒》的譚知禮，以孝友信義著稱的黎明等。

　　由於胡安國的弟子門人眾多，湖湘學派就奠定了基礎，成為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學派別。1138年春，胡安國在湖南逝世，葬於湘潭陰山。他的傳世著作有《春秋傳》、《資治通鑒舉要補遺》等。其中《春秋傳》是他以畢生精力纂修而成，成為元明兩朝科舉取士的經義定本，也是湖湘學派的代表著作。

　　
　　胡宏是胡安國的次子，字仁仲，因長期寓居湖南衡山五峰下，人們稱他為「五峰先生」。胡宏從小就在父親胡安國的督導下研習經學，1125年，二十歲的胡宏進入太學，師從程門四大弟子之一的楊龜山，成為二程的再傳弟子。金兵南侵時，他和父兄一起遷居潭州，創辦碧泉等書院，並曾到甯鄉朱良橋鄉的靈峰書院講學。
　　胡安國逝世後，胡宏獨立治學，以振興道學、醇化風俗為己任，寫成了《知言》、《皇王大紀》等著作。其中，《知言》是胡宏的代表作，被湖湘學派奉為經典。當時，一批批志學求道的青年紛紛來到衡山追隨胡宏研經讀史。這樣一來，湖湘學派形成了思想體系和人才群體，完全奠定了作為南宋一個重要理學派別的基礎。在胡宏教授的學生中，張軾、彪居正、吳翌、趙師孟等人，後來都是著名學者和湖湘學派的砥柱人物，尤其是張軾，更成為湖湘學派的一代宗師。

　　四川綿竹人張軾，宇敬夫，號南軒。他的父親張浚是南宋名相，曾任樞密使，封魏國公。張軾少年時隨父親遷居湖湘，從此湖南成為他一生中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張軾奉父親之命到衡山拜胡宏為師，學習二程理學，經過潛心苦讀和四方講學交友，學業日進。胡宏曾稱他「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張軾推動了宋代理學的發展。宋代理學家強調義和利的對立，張軾更進一步指出，這種對立實質上是天理與人欲的對立，利就是人們違背天理的心理活動，所以人們必須進行內心反省，以便使思想、言論、行動都符合天理的要求，而天理演化為社會政治道德就是綱常倫理，因此人們必須接受綱常倫理的規範。

　　張軾還注重「力行」，反對空談，強調道德實踐，行至言隨。此外，在宇宙論、人性論等方面，張的議論也有其特點。因而，他成為南宋著名的理學大師，和朱熹、呂祖謙合稱「東南三賢」。

　　當時，朱熹兩度來到長沙，呂祖謙也寓居潭州所屬醴陵城北，居民感其教化，建有東萊書院。「東南三賢」都來潭州講學，可見湖湘學派盛況空前。

　　 1165年，張軾在長沙城南寓所授徒傳業，後又主講岳麓書院，從學者廣及江西、浙江、江蘇、四川等地，名聲遠播，湖湘學派規模得到很大擴展。如果說胡安國、胡宏父子是湖湘學派的開創奠基者，那麼是張軾使湖湘學派達到了極盛。當時學者就有評價：「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這一現象，深深影響到以後千餘年的湖南文化歷史。

　　張軾去世後，他的學生許多改從了朱熹。朱熹在就任湖南安撫使期間，又致力於振興嶽麓書院，經常和生徒講論問答。於是，程朱理學在湖湘佔據了學術的主導地位。

　　湖湘學派之所以能夠融入湖湘文化，因為它不存門戶之見，抱相容並蓄態度，對不同的學派並不一概否定，而是互為取捨。

　　宋代以長沙為中心的湖湘學派，是湖南文化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個學者群體。這個學派重視經世務實和包容眾家之長的學風，和湖湘文化的基因相吻合，因此得以流傳下來，促使湖南人奮發成材。

　　喜歡幹大事、能夠成大局的湖南人，確實身體力行了湖湘學派關於知行合一的理念，他們只要認定了某個主義、某條道路，就會持之不疑，行之不悔，如左宗棠所說的「一意幹將去」。湖南人「霸蠻」而又「靈泛」，其不勝不歸的硬漢精神和死士精神，比野山椒更辛辣，比牛皮筋更柔韌。此外，湖南人有很強的種族觀念和國家觀念，連閭巷細民也關心政治，先天下之憂而憂。湖南人建功、立業、揚名的心勁特別足，這是湖湘文化的薰陶使然。

　　在風雨如晦的中國近代史上，林則徐、翁同龢、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和章炳麟這些「王牌」人物，無不與湖南的俊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或是師徒，或是盟友，或是同志，或是勁敵，或是仇讎。由當初「無湘不成軍」到後來「無湘不成事」，從當初「蠻荒之地，人才鮮少」到後來「湖南人才半國中」，近現代百餘年間，湖湘雄傑的奇能偉力確實令人歎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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