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死囚寫遺書(序)_歡鏡聽行道

自序

　　西元2006年5月25日，《重慶晚報》用半個版面介紹了中國「歡」姓第一人——歡鏡聽。當天下午，香港鳳凰衛視與歡鏡聽取得聯繫，為他製作了一期專題節目，2006年6月20日晚，香港鳳凰衛視在「冷暖人生」欄目中用四十分鐘時間向海內外廣大觀眾介紹了歡鏡聽曲折、傳奇的人生歷程，其中，重點介紹了歡鏡聽在監獄中為死囚寫遺書的特殊經歷。緊跟著，河北電視臺、重慶電視臺、時代信報、南京週末等媒體也將關注的目光投到歡鏡聽身上……

　　「歡鏡聽」即我本人——這是我的真名。我的筆名叫作：歡鏡聽行道。

　　1996年10月至1998年4月，我曾在重慶市某看守所有過一年半的牢獄生涯（詳見附錄《中國「歡」姓第一人》）。在獄中，我曾經為一百多名死囚寫過遺書，為他們辦理過今生今世交待的最後的「後事」。當時，這些鮮活的生命離執行死刑的時間，僅有十多個小時了。坦誠地講，當我為死囚寫第一份遺書時，筆尖禁不住劃破了好幾張稿紙，內心的戰慄（並非震撼）讓我好多天難以平靜。可是，當我替死囚寫了數十份遺書後，那種內心的戰慄因司空見慣而漸漸趨於平常，到後來，坐到我面前的，似乎不是鮮活的人命，而是自由市場上那些待宰的活雞，也就是說，在見多了死刑犯之後，我的心靈也磨出了厚厚的趼子，對生命不再抱有敬畏，而是一片麻木。

　　我在動筆寫作本書時，已經是20世紀末葉，待到脫稿時，正逢全世界都在慶祝新千年——21世紀的到來。那段時間，似乎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都掛滿了千禧年的橫幅。儘管，有許多學者在媒體上大聲提醒人們：新千年應該從2001年算起，而且，千禧年這個提法也不準確。然而，學者們的呼籲並未阻擋人們迎接千禧年的熱情。也許，在大多數的人們看來，新千年多算一年還是少算一年，無非是早一天或晚一天的區別，跟千載難逢這樣需要等上一千年才能遇上一次的新千年相比，似乎不用太過計較了。何況，人類歷史上，從未有人活上一千年；更何況，古往今來，人類生生滅滅，又有多少人在活著時剛好踏上辭舊迎新這個坎兒上的？而且，這一次是真正的一辭一千年、一迎一千年，套用一句佛經中生死輪回的話來說：一千年的光陰，夠生命輪回好多次了。基於這個原因，有朋友戲言：《我為死囚寫遺書》是一部跨世紀的作品——不是跨一百年這樣的世紀，而是一下子跨了一千年。

　　在這期間，有好多次，我試圖把這些案例寫成一篇又一篇「普法」文章投寄給報刊社，從大道理上來講，通過這些案例可以警醒世人，從個人私利來講，這樣的「普法」文章便於發表。可是，同樣有好多次，我放棄了。放棄的原因很簡單：這樣的「普法」文章雖不說浩如煙海，但也多如牛毛。至於這種千篇一律的案例文章是否真的達到了「普法」的教化作用？我心中打著深深的問號。在苦苦的思索中，某天晚上，靈感一閃，我忽然間尋到了一條與傳統案例完全不同的寫作方法，那就是「敬畏」。

　　——不是敬畏那些已經化成朽骨的死囚，而是對生命的敬畏，也就是說，活著，讓生命鮮活地存在下來，這是世界上最有尊嚴、最幸福無比的事情。

　　我堅信，從新聞效應的角度講，任何案例都會失效，然而，從生命角度講，世上從來就沒有過時的人性，否則，愛情與死亡就不會被人們稱為文學創作的兩大永恆主題。

　　我還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西藏青年報》在成都辦的子刊《男報週刊》的主編無意中得知這一資訊，幾乎一天一個電話催稿，《我為死囚寫遺書》寫到三分之一時，編輯們已經忍耐不住了，他們率先在《男報週刊》開設專欄連載。由於《我為死囚寫遺書》角度新穎、獨特，引起良好的社會反響。緊跟著，應廣大成都市民的要求，同處成都的《天府早報》征得作者同意後，全文轉載《我為死囚寫遺書》。從此，我與千里之外的《天府早報》結下不解之緣，我後來陸續創作的多部長篇小說全部在《天府早報》連載。一段時期內，我的作品成為《天府早報》的品牌欄目，《天府早報》還破天荒為我的作品連續三天打出高十釐米的彩色通欄廣告。作品連載到高峰期時，報紙每天辟出半個版面，以四至五千字的篇幅發表，有些廣告商明確要求將廣告位與我的連載專欄排列在一起。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導演鈕立三先生出差成都，看了幾期《天府早報》上連載的《我為死囚寫遺書》後，親赴重慶江津，與作者商談影視劇改編。更為有趣的是，一位往日十分榮光的大富翁白普（化名），在生意場上被一個披著紅色外衣的「官匪」將他所有的財產洗白後，他謀劃了一個與「官匪」同歸於盡的計畫，就在計畫實施前一天，他偶然讀到《天府早報》上連載的《我為死囚寫遺書》，於是，他通過《天府早報》與作者取得聯繫，又將作者請到成都……後來，我將這個故事寫成了長篇紀實小說《官匪縣太爺》。該作率先在《天府早報》連載，黑龍江《章回小說》月刊分兩期發表，反響很好。

　　話題扯遠了，還是回到《我為死囚寫遺書》。

　　2001年9月，江蘇文藝出版社印發單行本，書名改為《死囚檔案》。這是我第一次公開出版的個人作品專著。我感謝江蘇文藝出版社，但是也留下了兩個遺憾：第一、書名由通俗化的《我為死囚寫遺書》改為專業化的《死囚檔案》，導致很多讀過連載的讀者沒有買到單行本，時至今日，仍舊有讀者打電話到報社詢問：《我為死囚寫遺書》為什麼沒有出版單行本？第二、由於成書匆忙，讀者們看到的《死囚檔案》，一無自序，二無後記，連載時，許多在讀者中產生良好反響的精彩篇章未能收入。儘管如此，《死囚檔案》的出版還是為我帶來了榮譽，時至今日，許多地方開展讀書活動時都將《死囚檔案》列入「好圖書」予以推薦；第二年，江蘇文藝出版社、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為我出版了六本長篇小說；2004年，《死囚檔案》榮獲第二屆重慶市文學創作獎。

　　今天，我在修改拙作時，將當初沒來得及收入的篇章約八萬字的內容補上，同時，我充分尊重那些既讀過連載、又讀過單行本的讀者朋友的意見——他們說：這本書如果有機會再版，書名還是用《我為死囚寫遺書》。

　　觀鏡聽行道

　　2006年·重慶江津文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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