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品水滸(29)_吳越

二十九

　　史進殺王四，完全是因為他實在氣憤，並不表示史進下決心要跟朱武走，要跟朝廷為敵。但是這一殺，事情就進一步惡化了。其實，這時候的史進，並沒有造反的心思。所以朱武勸他上山，他表示不願意，而是要到延安府去找師父王進，希望能夠在邊廷立功。--那年月，犯了罪的人到邊疆去殺敵立功，再請求朝廷寬恕，不是沒有先例。

　　史太公死後，史進就想離開少華山，要到延安去找師父。他是個有抱負的青年，不想在家鄉經營田地，從小就想到邊庭上去"一刀一槍，博一個封妻蔭子"。這是當時多數練武的人所想走的"正途"。但是他"交遊不慎"，和強盜交了朋友，又被人告發了。儘管他已經為此殺了人，成了"反叛"和"殺人犯"，朱武等人勸他落草，他卻說："我要討個出身，求半世快活，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便玷污了？"也還是不願意當強盜，只想逃離本地區，到一個不知道他有"前科"的地方去建功立業。這是一種矛盾心理。習武的人，都願意"廣交天下豪傑"，包括"綠林好漢"，但是自己卻不想當強盜。就像秦瓊，他是個捕頭，是專門抓強盜的，可是他的許多朋友，卻都是著名的"響馬"。史進既然已經"事發"，而且還殺了人，遠走高飛，去延安找師父，就是當時他所能選擇的惟一出路了。

　　朱武等三人，不論因為什麼原因上山落草，總是強盜，總要殺人放火、擄掠錢財，被搶受害的，總是老百姓。在這裡, 咱們不能機械地運用"階級鬥爭觀點"，籠統地把凡是上山落草的人都看成是"被壓迫階級"(因為好吃懶做、偷盜成性的惰民和暴民階層是客觀存在的，他們是土匪強盜最大的後備軍；而真正的貧苦農民，反倒是怎麼被壓迫，也不敢反抗)；更不能因此錯誤地認為：史進同情盜匪，就是同情被壓迫者，就是支持"農民起義"。這種錯誤認識，不僅僅把階級鬥爭簡單化、庸俗化，實質上是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導致革命方針路線的錯誤。判斷一件事情的是非好壞，主要看他的動機和效果。要懂得"搶劫≠造反≠起義≠革命"這個公式。《水滸傳》後文中還有許多上山落草的"好漢"，如王英之類，都是見財起意的搶劫殺人犯。"盜匪"這一人群，不事生產，以搶劫為生，視殺人放火為平常事，在任何一種社會制度中都是惡人。佛家提倡"殺惡人即是善念"；因此，"寬容盜匪，就是罪惡"。

　　"義氣"這個東西，可以分為"大義"和"小義"兩大類。大義只以國家、民族、社會為重，不計較個人和小團體的得失；小義則又分為"江湖義氣"和"哥兒們義氣"兩小類。"江湖義氣"是"豪情"的產物，而"哥兒們義氣"，則是"友情"的產物。江湖上講究"四海之內皆兄弟"，而"義氣"正是連接諸多兄弟團結友愛的紐帶。但是"友情"這個東西，卻是不分好壞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情，有"高朋益友"，也有"狐朋狗友"、"酒肉朋友"。"高朋益友"能夠互相鼓勵、激發大義，為國為民；而"狐朋狗友"或"酒肉朋友"，大都只看見個人利益或小圈子利益，不顧國家、民族。因此"擇交"二字，十分重要。

　　史進是個大少爺，不可避免地有"階級烙印"，對於貧苦人民，他不是特別同情。這從他和魯達同時聽金老兒訴苦，魯達大怒，當時就要去找鄭屠，而史進卻不怎麼太關心這件事，可以得到證明。

　　如果史進到了延安府，果然找到了王進，史進的前途，還有可能改寫。沒有想到的是：王進不知何處去了。史進殺了人，有家歸不得，上山當強盜又不願意，從此流落江湖，四海為家。沒有錢花的時候，也曾經以打劫為生--只能算是"客串"。最後走投無路，還是回到少華山，參加了朱武的土匪部隊，終於正式當了強盜，直到魯智深到少華山去找他。像他那種人，具有遊民性格，要他正正經經謀生，似乎也不大可能。

　　王進不是本書的主角，只是借他引出史進這個《水滸》人物來，以後就不再提起了(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寫一個丟一個")。也有人說：這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寫法，估計王進已經看穿了江湖險惡、世態炎涼，從此不願混跡軍政，於是隱居鄉村，去做一個侍奉老母的孝子了。史進也曾經誠心誠意地挽留王進在史家莊安度晚年。王進已經人到中年，反正到了延安也不一定有出路(從後文史進到延安去沒找到他，可見他不一定真的到了延安)，如果就在史家莊住下來頤養天年，也未始不可。但王進是個有洞察力的人。他已經看出來，史進不是一個老老實實、安份守己的後生；學了一身武藝，很有可能會招災惹禍。與其他日受到史進的牽連，不如自己早日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另找安生的地方更好。所以王進上一次離開東京，是為了躲開高俅；這一次離開史家莊，何嘗不是為了躲開史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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