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桃花源(13)_李明軍

十三

　　深巷明朝賣杏花

　　世味年來薄似紗，誰令騎馬客京華？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

　　矮紙斜行閑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

　　素衣莫起風塵歎，猶及清明可到家。

　　——［宋］陸游《臨安春雨初霽》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是陸游《臨安春雨初霽》中的詩句。淳熙十三年，在家鄉賦閑五年的陸遊奉召入京，居住在臨安城西湖邊的一個客舍中。已過花甲之年的詩人回顧前半生的官場生涯，在京華客舍中享受匆匆過客的安閒，靜臥小樓，聆聽著窗外的潺潺細雨，杏花消息雨聲中,春雨過後的巷子深處，悠揚的杏花叫賣聲傳播著江南春的消息，在這個充滿詩意的春日，詩人在窗下品著泛著白色泡沫的茶，在短紙上隨意地寫著草書，又想起了家鄉閒居的日子。

　　小樓、春雨、杏花，這些隨意點染的景色，構成了詩意江南，烘托出了詩人的閒適心境。「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是「杏花消息雨聲中」（陳與義《懷天經智老因訪之》）的化用，又是臨安城的寫真。在繁華的都城臨安，悠深的小巷裡，是什麼人在怎樣的叫賣杏花？詩意地想像，是稚氣未去的豆蔻少女或青春少婦，清亮的聲音悠然而長，還是佝僂的老嫗，稍微嘶啞的聲音充滿滄桑？陸遊在一首詩中寫到：「君不見會稽城南賣花翁,以花為糧如蜜蜂,朝賣一株紫,暮賣一株紅,屋破見青天,盎中米常空,賣花得錢送酒家,取酒盡時還賣花。」孔平仲也有詩：「清晨出古縣,獨遇賣花翁,芍藥三數朵,瓊苞出漸紅。」則賣花者中還有老翁。操縱花卉市場的是花戶和花商，而走街串巷叫賣的則多是都市和鄉村的貧困者，那悠揚的叫聲中當有幾許蒼涼。

　　《東京夢華錄》記都城汴京的賣花情景雲：「是月季春,萬花爛漫。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鋪排滿街的爛漫時令鮮花,清奇悠揚的吟叫,成為都市里一道亮麗景觀。宋人對花的喜愛，是社會心態的體現。兩宋社會可以說是休閒型社會，遍佈大街小巷的勾欄瓦舍、酒樓歌館，代表著城市的生機活力，小手工業作坊甚至成了都市中的點綴。正月賞梅，二月賞桃李，三月賞牡丹，九月賞菊。筆記雜史記載當時賞花之盛況，「四方伎藝舉集,都人士女載酒爭出,擇園亭勝地,上下池台間引滿歌呼」，簡直是傾城出動。至南宋，都城臨安更定二月十五為花朝節。

　　宋代花市上買賣的鮮花品種繁多，根據《夢粱錄》的記載，南宋臨安城裡的花市上，暮春時節有如牡丹、芍藥、棣棠、木香、荼縻、薔薇、金紗、玉繡球、小牡丹、海棠、錦李、徘徊、月季、粉團、杜鵑、寶相、千葉桃、緋桃、香梅、紫笑、長春、紫荊、金雀兒、笑靨、香蘭、水仙、映山紅等花。筆記史料中羅列的花市上鋪排的各色花中很少提及杏花。不賣杏花的原因，一是還要杏花結出杏子，二是杏花遍佈山野市鎮，不希罕，所以不珍貴，而且顯得有幾分俗氣。但從皇帝到文人墨客卻吟詠之不絕。北宋的最後一個皇帝被金人脅迫北行，途中所見而感觸萬千的就是那豔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的杏花。梅堯臣《初見杏花》詠杏花雲：「不待春風遍，煙林獨早開。淺紅欺醉粉，肯信有將梅。」范成大《雲露堂前杏花》雲：「蠟紅枝上粉紅雲，日麗煙濃看不真。浩蕩風光無畔岸，如何鎖得杏春園。」王安石在《北陂杏花》中所描寫的杏花，「縱被春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成塵」，將梅花的品格賦予杏花，是宋人詩中少有的描寫。

　　文人墨客喜詠杏花，固然是因為杏花開放早，為報春之花，杏花春雨江南,詩意盎然，但杏花與酒樓歌女之關係，當亦是受文人墨客關注之原因。《武林舊事》記載，臨安城中的官家酒樓如和樂樓、中和樓、和豐樓等都設有官妓，飲客登樓，以名牌點喚歌妓侑樽，謂之「點花牌」。杏花開放時節，歌妓頭戴著杏花冠，做在所謂的花架上。妓女所簪之花，皆為應時之花，並不限於杏花，《西湖老人繁勝錄》載，端午節「茉莉盛開，城內外撲載朵花者，不下數百人。」而「每妓須戴三兩朵，只戴得一日，朝夕如是。天寒，即上宅院亦戴。」《夢粱錄》載，立秋時節，「都城內外，侵晨滿街叫賣楸葉，婦人、女子及兒童輩爭買之，剪如花樣，插于鬢邊，以應時序。」其時歌樓妓女的頭上也會插上剪成花朵樣的楸葉以應時序。但與妓女相映成趣的還是杏花。宋徽宗趙佶在《宴山亭·北行見杏花》中描寫杏花：「裁剪冰綃，輕疊數重，淡著燕脂勻注。新樣靚妝，豔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這香豔的杏花，正是青樓歌女形象的寫照，而薄衫輕扇，在杏花樓頭手捋紅杏蕊的形象，也成了青樓歌妓的典型形象。五代前蜀詞人韋莊在詞中寫道：「春日遊，杏花吹滿頭！」（韋莊《思帝鄉》）少女游春，遠眺陌上，尋找意中情人，風吹花落，少女的頭上落滿了杏花。歌妓則是將杏花插在頭上。宋代名妓嚴蕊詞雲「若得山花插滿頭」，（嚴蕊《蔔運算元》）其所謂的山花中當有杏花。

　　杏花與情愛之關係，使得歌妓與杏花的關係更有獨特意味。「花褪殘紅青杏小」（蘇軾《蝶戀花》）比喻少女的初熟。「一枝紅豔出牆頭，牆外行人正獨愁」（吳融《途中見杏花》），「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葉紹翁《遊園不值》），農曆二月盛開的杏花，那嬌豔的紅色就是青春和生命的象徵。鄰家牆頭上伸出的那枝俏麗的紅杏，既是春意漫溢之表現，又是春情外溢之象喻。張先在《一叢花令》中寫到：「沈恨細思，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

　　「花開堪折直須折」，杏花開得及時，開得絢爛，正如歌女的青春。宋朝文人不再像唐朝文人那樣喜歡歌妓的幽怨。他們喜歡的是如杏花的女人，喜歡的是生活態的女人，雖然俗，但是豔麗，而且充滿生機。無論是官妓還是私妓，都少不了歌舞伎藝和文學才華，但文人，這些酒樓茶肆、舞榭歌樓的常客們首先關心的是妓女的姿容，文人們以最優美的詞藻，調動一切美化手段，對歌妓的形體容貌進行細緻入微的描寫，明眸皓齒，朱唇香腮，手嫩胸白，「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跑；從腳看到頭，風流往上流」，可以解憂，可以療疾。由名士文人發起的所謂評花榜，其評比的最重要標準也是妓女的姿容而非才華。

　　如此普通的杏花卻成為文人雅士歌詠的對象，也是因為杏花的俗豔與宋朝的世俗精神相通。宋朝文人鍾情的花，除了梅花，就應該是杏花。鍾情梅花，是因為淩寒獨自開的梅花，她的疏影、暗香，她的雪霜態，她的高標逸韻、高堅氣節，她的孤獨寂寞，象徵著文人對精神靈魂的堅守，為文人心靈的寄託。對梅花和杏花的吟詠，實際上代表了文人的兩種人生選擇。一方面是人格的獨立，是個性的追求，一方面是世俗的生活。山野水邊，村莊市鎮，到處是杏花的身影，那濃豔的杏花，通過佩帶杏花的歌妓，將心靈的安適與生活的俗態結合到了一起。歌妓這人世的杏花，既滿足男性文人的肉欲物質人生，又為男性文人精神寄託之所在。那歌樓舞榭，瓦舍勾欄，讓文人魂牽夢縈，難以割捨都市的繁華，難以割捨如杏花般豔麗的青春舞女。潦倒一生的柳永將他的青春和感情獻給了青樓歌妓，將功名換取了偎紅依翠的風流快活。後來位至宰相的文壇泰斗歐陽修宣稱「縱使花時常病酒，也是風流」（《浪淘沙》），「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玉樓春》）。以《暗香》、《疏影》寫梅花之清臒、高潔聞名的布衣詞人姜白石，於紅塵中消磨江湖飄零的牢騷悲愁，「小紅低唱我吹簫」（《過垂虹橋》），在低沉幽怨的歌聲中，在悠揚的笛聲中，姜夔和他的紅粉知己載著人生的夢幻與憂愁，穿行在曲折的河流上，將煙波浩淼中的四十橋拋在身後。尤其是宋徽宗，在亡國後被金人協脅北行的途中，還念念不忘宮中的杏花，不忘如杏花般豔麗的都城名妓李師師。

　　悠揚的賣花聲，點綴著偏安都市的繁華，也就在這悠揚的賣花聲中，一個王朝的背影漸漸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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