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抗戰的口述史，然而關於「戰」卻說得少，關於生活的點滴卻說得多，年代上則從民國延伸至今。為什麼要說到今天？因為不說戰後之事，便無從參照、無從反思，更無從斗膽加上一個「史」字。出版社的編輯囑我自己為書作序，真不知該如何下筆。他說，把你們拍片時的點滴與感受寫寫就行了。此書緣起於我們在央視做的一部電視文獻紀錄片《尋找英雄》（播出時，根據上級意見，改名為《兒女英雄傳》）。但此書非彼片，可能要沉得多，也重得多。先從怪異之事談起吧。2004年10月，桂林，我們拍攝《尋找英雄》的「處女航」。時，桂林三個月滴雨未下，在七星岩三將軍墓前，我提議攝製組一起為抗戰中為國盡忠的烈士鞠躬。
　　
　　 三個躬剛鞠完，忽暴雨如注。同事戲言：「有冤情啊！」此後半年，重慶、昆明、騰沖、柳州、廣州、常德、上海、香港；大江南北，我等行必風雨相伴。我告訴女友我有呼風喚雨的本事，她不信。2005年2月，她隨我去東京收集資料，此前日本島還溫暖如春，就在我們到的當晚，天上竟飄下雪花，她說：莫非他們的神靈跟到這裡了？類似怪異的事情，日後又從陳玉芳女士口中聽到。她說她過去怕走夜路，自從承擔常德細菌戰對日訴訟工作後，竟不再害怕。訴訟道途漫長，她屢受挫折，一度萌生退意。一晚，走在夜路上，一位元不認識的老人突然攔住她說：「閨女，地下的那些人會感激你的，他們沒有得到的東西，你給了他們！」陳玉芳為人剛烈，說到此時卻動了情。
　　
　　 我想，在內心深處支持陳玉芳直到今天的，還是這出「鬼神之說」吧。鬼神本出於荒誕。但當你做著一件極艱難的工作時，內心最深處總需要一點安慰。恐懼、惶惑如何釋然？環境不給你的，只有從那冥冥之中去找了。有一句話：「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此話可理解為量力而行，也可理解為盡忠盡責。在長達一年拍攝、製作《尋找英雄》的過程中，我們攝製組一邊在「道聼塗説」，一邊在儘量記錄下這些即將消失的身影走過的軌跡：一張張八九十歲的面孔，一段段聞所未聞的故事；煩瑣的細節、塵封的記憶。我輩無德，怎敢妄評前代是非。所做的，只有保留這些珍貴的口述同時，在背後加上一個個問號。2004年，在南京採訪李秀英的女兒陸玲時，她提到一個細節：1995年，李秀英第一次踏上與她有著深仇大恨的鄰國，為自己伸張正義。
　　
　　 在回國的飛機上，陸玲問她此行做何感想，她說：「日本人還會回來，我們還要輸。」聽到此話，當時我的情緒竟無法抑制，在陸玲面前淚流不止。我還記得，民國三十四年國府中央電影製片廠製作了「日本遞交投降書」的新聞短片，片中的解說員激動地說道：「記住這一時刻吧，這裡見證了一個民族的興起，和另一個民族的衰敗。」
　　
　　 卻為何，1995年、2000年李秀英和我分別從日本踏上回國路時，卻有著同樣的感受？2005年2月，在昆明，遠征軍老連長董嗣勳對我說，1944年攻打高黎貢山時，日本人的每個戰壕、每個掩體裡，都有屍體，他說：「我們從抗戰時就嚷嚷『與陣地共存亡』，但到了戰場上，真正有幾個做到的？但小日本就做到了。」我在日本留學數年，只得到一條經驗：積累的力量是多麼可怕！有的人一切從細節做起，有的人卻一切從大話說起。史書載，甲午之前，舉國叫囂懲罰倭寇，不惜與之一戰，只一人大呼「不可」。
　　
　　 此人叫李鴻章，此時，深諳國際形勢之人，舉國無出其右者。甲午戰敗，李老人頭頂「賣國」駡名赴日本馬關收拾殘局，日人評他「以一人敵一國」。
　　
　　 時至今日，我泱泱中華大國，「以一人敵一業」者又何其之多：我們永遠是十個出主意的，一個辦實事的。與其如此，不如主意少出一些。出國旅遊如今如此風行，有機會去日本和歐洲的朋友可以留心一下，看看他們屋子的牆縫是不是筆直的，然後再回來看看我們自家的牆縫，有幾條是筆直的？我們到底是不屑於把牆縫抹直，還是連牆縫都抹不直呢？又想起幾個細節：九十一歲的董嗣勳在採訪的最後說：「我為自己能在抗戰中貢獻出一點微薄的力量而自豪，這就是我一生為人的代價，雖然，個人、家庭遭到了很多不幸。」那麼，這「不幸」又緣何而生？國歌詞作者田漢先生的女兒田野，粉碎「四人幫」後，在南京街頭偶然聽到了恢復後的國歌，竟大哭不止！她所哭為何？曾在騰沖血戰中出生入死的老兵李萬芳如今雙目失明、衣衫襤褸，當他摸索到我遞給他的一百元採訪費時，竟要跪下！他又何以至此？日本律師一賴敬一郎問我：「為什麼作為受害國的中國，關於那段歷史的研究做得反不如加害國日本細緻？」我沉默以對。
　　
　　 每次聽到某地又一個侵華日軍罪證資料被發現，我都覺得是「恥辱」！我們早幹什麼去了？在那些背景空洞、彌漫著盒飯氣息的資料館、檔案館裡，我們攝製組為了得到那點「殘枝敗葉」花費了多少銀子！館藏品以天價出示，民間收藏一旦入庫，真如肉包子打狗！某著名館長卻拿著國庫銀兩，以研究為名，請地方官宦周遊列國……「以史為鑒」，對著歷史這面鏡子，我們照出了什麼？2004年12月3日，在南京鼓樓醫院，李秀英已是彌留之際，最後一次面對媒體的她在我們鏡頭前掉下了淚。每次我重看這個鏡頭都想大哭一場。
　　
　　 李秀英的赴日訴訟律師劉惠明曾對我說：「關鍵是，我們是把李秀英是當成工具看待，還是當成一個人來看待？」這個問題深深刺激了我，我也在捫心自問：作為一個職業媒體工作者，我是把她當成一個人來拍攝，還是當成一個工具來拍攝的？我希望在這本書中呈現的，是一部「活生生的」人的歷史。因為我們找到的，其實並不是什麼傳統意義上的「英雄」，他們都是普通人，是「倖存者」，是大歷史中的小人物，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的聲音不會發聵震聾，卻是我們長久忽視的。這些普通的聲音、真實的細節、摯情摯性的低語是從一個個曾被欺淩，但知道抗爭；有血性，但日後又被侮辱損害漠視過的靈魂內發出的。本書仍取名「尋找英雄」，這是為了尊重此片策劃尹韜先生的本意。感謝這部片子的總編導陳真先生，沒有他的理解、支持與指導，就沒有這本口述史。感謝林平芳女士，正是她用孜孜不倦的努力，成就了本書大部分繁雜的文稿。還要感謝劇組的同仁編導程崢、攝像趙世卓、高忠，製片朴英樂女士；感謝桂林檔案館的淩世君女士，是她推動了本書的出版。感謝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的張連紅先生、北京大學歷史系徐勇先生，他們為本書提供了無私的支持。在本書成稿之時，已有六位我們採訪過的老人與世長辭，謹以本書作為我們對他們永久的感懷！
　　
　　 2006年4月19日於北京